那棵能给你辨别善恶力量的树，就栽在园的中央，挨在那生命树的旁边，作为你的顺从和忠信的标志，要记住我所给你的警告，不要去尝味它，……哪一天你尝味了它，哪一天你就活不了。必须死……

——《失乐园》290页

他们年岁已长，历经波折，是率先踏足生活与社会的我们中的一员。因此，我们最初的人生篇章，便是由他们所书写。

刘爱琴是刘少奇的大女儿，她的母亲是被国民党杀害的烈士何宝珍。爱琴小时候当过童养媳，后来被党组织用几块大洋赎回来，送到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在异国他乡，她迎来了自己的青年时代和第一次爱情。她和一位西班牙青年费尔南多结了婚，这个青年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绰号“热情之花”的伊巴露丽的外甥。

刘爱琴

爱琴万万料想不到，在她满怀热忱重返解放后的祖国，准备投身于为祖国贡献力量的同时，亦渴望与家人共度天伦之乐之际，父亲刘少奇却对她即将迈入的婚姻提出了质疑。费尔南多纵然亦是革命世家出身，然而，他根植于一个社会制度截然不同的国度。

此人与之结为姻亲，融入其家庭生活，尤其是若居住于中南海，实属不当之举。刘少奇强调，女儿应当将党和国家的利益置于首位，实则意味着她与丈夫共同生活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刘少奇、王光美、刘爱琴

在父亲与父亲所抱持的理想面前，爱琴选择了妥协，由此，这对年轻的夫妻终被无情地分离。她为丈夫留下的唯一纪念，便是将他们共同的孩子命名为“索索”，这个名字取自丈夫姓氏中的一个字。我相信，在这场风波中，父女二人均承受了极大的情感折磨。然而，在那个一切以党和国家利益为重的时代背景下，这出违背常理的悲剧，实则显得合情合理。

随后，李富春的长女特特姐姐，以及爱琴的胞弟刘允若等亦遭遇了类似的困境。他们均倾心于异国之人。尽管他们或许是革命后裔，亦或是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然而在那个年代，高干家庭中的跨文化、跨国籍婚姻几乎毫无成功可能。所异于爱琴的是，他们并未屈服于命运的安排，而是为了爱情与幸福，与父母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因此，在一段时间内，他们成为了圈内普遍的批评对象。我们普遍认为，他们不应将个人利益——尤其是这种利益仅是爱情——置于革命之上。长辈们教导我们，这源于他们受到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自身革命性不足。

李特特和蔡畅

特特姐姐因执着于与爱人维持关系，导致她的母亲蔡畅与父亲李富春宣布与她断绝亲子关系。尽管这一举动在实质上并无实际意义，因为法律上无法解除既有的亲属关系，实际上也难以真正割裂。这不过是我们严厉的父辈对那些不遵从的子女所施以的决绝惩罚。自那以后，特特姐姐与父母长时间失去联系，也不再能居住于中南海的家中。

我那大姐姐峪田，往昔里便以美貌闻名。在大学三年级的那年，她于公园偶遇了独自漫步的刘允若，人称“毛毛”。峪田姐知晓毛毛倾心于一位苏联女性，那时他在朋友间颇感自卑。毛毛手握一本俄文小说，眼中流露出梦幻般的神采，向峪田提议：“能否一同漫步？”峪田姐因对毛毛过去和当下的不羁态度心生反感，加之少女的矜持，便如同躲避瘟疫般避开，使得毛毛独留原地，更显落寞。

此事至今仍让峪田姐深感懊悔，她深知自己的年轻与稚嫩曾对一个同样年轻、稚嫩的心灵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那位总是对生活抱持着美好憧憬的毛毛，因“文革”期间父亲的牵连而遭受了更加残酷的迫害，最终在监狱中悲惨离世。

刘允若

在我国近代历史长河中，郭沫若堪称最为杰出且传奇的革命者。他的才华横溢，照耀了历史、文学、戏剧、考古等多个领域。同时，他也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几乎所有重大事件的亲历者。1924年，这位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声名鹊起的浪漫诗人，在五四运动落幕之后，重返他留学之地——日本。为了维持五口之家的生计，他在一张充当桌子的旧皮箱上，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正是这本书，让他从一名对个人资本主义充满憎恨、对社会革命抱有信心的普通人，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果然，郭沫若的革命激情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受毛泽东之邀，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授课。不久，他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武昌城下，他竟然冒着枪林弹雨和北伐战士一起冲锋。“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他将生死置之度外，写了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文辞激烈，在国内外产生巨大影响。后来，他又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在部队转战途中经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起义受挫之后，郭沫若携同家人远赴日本。在那段岁月里，他专注于中国古代历史与古文字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蜚声国际，成为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

在抗日战争烽火燃遍神州之际，郭沫若重返上海，以无党派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文化第三厅厅长。在这段时光里，他不仅投身于救亡文化的运动，还创作了大量历史剧作，撰写了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学、考古学论文。每当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正是郭沫若灵感迸发、学术成就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似乎总能将革命的热情与人文的理想融入学术研究之中。换言之，郭沫若那颗充满浪漫与叛逆的魂魄，以及改造社会的强烈渴望，构成了他创造力迸发的火山。

新中国成立之际，郭沫若，继鲁迅之后我国最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先锋，身兼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等多重要职。

然而，郭沫若及其家人的行为曾让我感到困惑。在大人们的模糊言谈中，我总觉有些不寻常。譬如，他在1928年前往日本一事，官方说法是由□□□所安排，但并非所有人都认同这一点。他们声称，那实际上是□□□，发生在革命最为艰难的时期……

约在1960年，一部新编的历史剧在怀仁堂的舞台上精彩上演。这部作品由郭老创作，旨在为曹操正名，并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倾情演绎。随后，郭老又创作了《武则天》，旨在重新审视这位女皇帝的历史形象。坦白讲，那时的我尚不足十岁，对于剧情的理解尚显稚嫩，更不用说对历史人物复杂评价的深刻领悟。演出结束后，观众们陆续离场，那名将军半开玩笑地大声对身边之人言道：“若曹操真如郭老笔下所描绘的那般出色，我便有意将他推荐入党。”康生亦在场，我注意到，包括他在内的众人皆露出笑容。显然，那位将军及其周围的同伴当时都颇具“自己人”的亲密感。康生被誉为极具影响力的“革命理论家”。至于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目睹了这一幕，我已无法回忆，然而，那段玩笑中流露出的轻率与不经意的质疑，以及旁人对这玩笑心照不宣的默契反应，却深刻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的判断力。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这些孩童竟然能在这种玩笑中敏锐地分辨出一个人在党内地位的高低。

在假日期间，我们得以跟随父母及众长辈踏足远方度假，游览名山大川，或是探访新建的水库、电站，总能看到郭老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偶尔会带着戏谑的口吻说道：“这又是郭老的墨宝。”

郭世英

郭家的次子郭世英与小青哥哥同好踢球，两人情谊深厚。一日，小青哥哥归家，突然间激情洋溢地吟诵起诗来：“从长沙至湘潭，乘车需三小时半，真是便捷至极……”紧接着，他满怀赞许地提及，这是郭老先生的新作。随后，他摇头晃脑，赞叹道：“郭老啊郭老，好诗真是寥寥无几。”

爸爸喝令：“闭嘴！”

小青哥哥带着一丝委屈进行辩解：“实则非我所言，乃郭老二所言。”

后来得知，那句话竟出自郭老之口，然而父亲却坚决反对我们如此议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他常言我们尚显稚嫩，指责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书法与诗作，对于这位文学巨匠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我们实际上所知甚少。我们之所以敢如此放肆与狂妄，或许正是受到了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对知识分子轻视与不信任的恶劣风气所影响。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人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褩》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实际上，我所要叙述的，乃是郭老二子的事迹。

平英、汉英、于立群、民英、郭沫若本人、世英、庶英以及建英（前排）。

郭世英，郭沫若与夫人于立群的第三子，于1963年投身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术殿堂。自中学时代起，世英便以三好学生、党支部书记的身份崭露头角，步入大学后，他继续担任团支书一职。对于哲学这一学科，世英怀抱着深深的热爱。入学伊始，他便与张鹤慈、叶蓉青、孙经武三位同学结成探讨小组，围绕一系列哲学议题展开深入讨论。他们从探讨世界的本质入手，进而探讨哲学的发展前景，对比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发展背景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分析两者的合理性。哲学，一门充满挑战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学子在严谨的哲学思辨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困惑。他们对某些观点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对学术问题的专断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质疑。他们的讨论小组活动频繁，并创作诗歌及其他文字作品来表达内心的情感。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惊世骇俗的行为。

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为了彰显所探讨课题的未知性，竟将小组命名为“X”。不久，这起“X小组”事件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名同学举报揭露。该同学的父亲曾在镇反运动中被判定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因生活困顿，这位大学生时常陷入饥饿的困境。世英对这位同学的境遇深表同情，认为他能够进入大学已属不易。因此，两人交往甚密，交谈频繁。在“X小组”中，所讨论的话题极具挑战性。小组的四位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子女，张鹤慈是北大著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则是军队干部。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产物，这起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女引发的争议，在上至高层下至基层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起初，经相关部门批准，X小组全体成员遭到公安机关的拘捕，并接受了突击审讯。最终，他们被定罪为反动学生。郭世英被处以劳动教养，而其余三人则被判刑，并被送往劳动改造场所。相较于其他两人，对世英的处理较为轻微，这或许是因为他身为郭老的儿子，而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关照。

历经此次挫折，世英诚恳地反思自身过失。他在黄泛区的一处农场辛勤劳作，期望通过痛苦的磨砺，重塑自我。因其出色表现，劳教得以提前解除。然而，世英却表示不愿离开那位教他种棉花的师傅，他希望在农场继续贡献自己的青春，助力改变当地落后的面貌。在家人的一再劝说下，他最终同意前往中国农业大学深造。

犹记得，在北戴河的海滩上，我曾瞥见世英的身影。他那被阳光灼晒得略显黝黑的肤色，透露出他的消瘦与沉默。他独自在海中畅游，直至筋疲力尽，方才踏上沙滩，拾起自己的衣物，匆匆冲澡。他与我们这些悠然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的人，鲜少交流。

民英，世英之弟，自幼便兴趣盎然，聪慧异常。他对音乐情有独钟，竟然凭借自学之力，成功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中，才华横溢的民英备受瞩目。他携带自家的盘式录音机，与同学们共同品味心爱的西洋古典音乐。在那个年代，拥有一台录音机实属罕见。一位音乐学院的学生因此向毛主席写信，反映称音乐学院部分干部子弟享受特殊待遇，携家中的录音机至学校聆听西洋音乐，崇拜所谓“大叶洋叶古”，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毛主席迅速批复此信，指出：“此类现象应予以关注。”

显然，郭氏兄弟不幸遭遇了热衷于告密之人。然而，这两位告密者实则映射出革命青年典型的风貌，深刻体现了那个时代的价值取向——革命及其理念成为社会生活与存在的唯一衡量标准。郭家两兄弟如同生于巨木之下的嫩草，即便在父亲的庇荫之下，亦未能幸免于这无情的风雨。想象之下……

疲惫不堪的民英渴望摆脱音乐学院的束缚。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他深知文科之路难以行得通，而理工科的基础课程又因之前的音乐学习而难以跟上。在深思熟虑后，郭沫若夫妇顺应儿子的心愿，决定让他投身军旅。民英自幼怀揣着对浪漫航海生活的憧憬，立志成为一名海军水兵。在那个时代，军队被视为最具革命性的场所，心绪纷乱的家长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的营地里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于是，他们向我的父亲寻求帮助，因为他当时担任军队总参谋长。父亲迅速为郭沫若夫妇安排妥当，将民英送至一支精选的海军部队。

起初，民英的表现颇为出色，特别是在文艺领域，他的专长在部队战士演出队中发挥了显著的作用。那段时间，民英或许还沉浸在一丝愉悦之中，甚至已晋升为中共的预备党员。然而，美好的时光并未持续太久。一年之后，“文革”的浪潮席卷而来。由于对这场运动缺乏理解，民英那本应得到休养的精神世界再次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与痛苦之中。没有人察觉到这位敏感的年轻人正孤立无援，陷入险境。1967年4月的一个日子，民英突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对所有人而言，这一事件来得太过突然，因为就在前一天，民英还参与着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无人知晓他究竟是如何做出这样决断的。

我翻阅这段历史，发现民英在三十年前告别这个动荡的世界时，曾向造反派们发出号召：“你们应当关注国家人事，务必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此后，全国各地的造反派在“一月风暴”之后，纷纷开始争夺权力。众多文化名人，如老舍、傅雷等，都遭遇了不幸，命丧黄泉。尽管郭沫若先生在文革初期便表态，愿意投身于革命的群众运动，不惜泥泞满身、油污满身，甚至愿意沾染血迹，向帝国主义分子投掷手榴弹，并请求辞去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但此刻，他不过是一个侥幸存活的幸存者罢了。

世英就读的农业大学内，派系纷争激烈，各路造反派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文革”前一段被劳动教养的经历被重新翻出，世英被贴上了“反动学生”的标签，先是遭到了造反派的管控。随后，造反派私设公堂，对他实施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至于当时的具体情况，无人能够详述。听闻周总理在世英去世后曾派人进行调查，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线索。在那个混乱无序的年代，此类事件犹如石沉大海，终将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

在短短一年间，郭沫若家中接连遭受了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暴的冲击，两位刚步入成年的儿子不幸离世。事后，周总理曾深情地对郭沫若全家人表示：“世英是为我而献出生命的……”

这个说法我是在数年后才听闻，却仍让我深感震惊，原因是我对这句话的含义一无所知，因而陷入了深深的困惑。我的长辈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何种变故？为何如同花朵般的世英要因父辈之事而提前消逝？

自幼年起，对我而言，最难以触及的情感便是怀疑。我的父辈们都是职业革命家，这群人忠诚于社会不断向前的理想。他们坚信，在无尽的宇宙深处，存在着一种普遍适用于全球、能够引领社会进步的真理。只要我们找到这个真理，并为之持续奋斗，理想中的大同世界终将实现。在他们眼中，世界仿佛一片待建设的巨大工地。他们会将面临的问题细致地排列，深信通过一场艰苦而庞大的社会工程，不仅能够解决这些被梳理出来的问题，更能在这一片工地上构筑起他们心中的理想大厦。而我们的诞生，恰逢这些革命志士的事业如日中天。因此，一个既严密又周全的精神世界，早已为我们准备就绪。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高悬于所有事物之上的，是先辈们，乃至我们这一代的革命理想——那便是人类彻底的解放。在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表述中，这一理想被定义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尽管这样一个理想国度纯粹属于先验范畴，从未有人费心向我们证实其真实存在，但我们这些在和平与安逸中成长的少年，却往往能从周围井然有序的环境中，自然而然地萌生对其的信任。首先，我们的父辈为了这一理想，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历经艰辛，最终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国家；其次，无产阶级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而最终也将解放自身。这种理念蕴含着强大的人道主义力量，让我们无法抗拒。在我们眼中，世界显得如此简单而直接，人类历史中所有的苦难，人类自身的缺陷与困境，在我们这些被革命理想所陶醉的孩子们看来，都将成为革命理想征服的对象，或者通过精心设计的社会工程得以解决。

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怀揣纯真与对真理的渴望，在革命浪潮中迅速崭露头角，一夜之间名扬四海。然而，五十年后，那些怀揣着相似赤子之心的世英民英，却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究竟是命运的捉弄，还是历史的变迁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