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根，位于古都北京内城之外，是城墙之下的那片区域。在清朝时期，这里通常是亲王、大臣以及商贾富户的居所。新中国成立以来，众多国家部委在此设立办公地点，同时，这里也成为了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住所。

位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的院落，在20世纪60年代地名整顿期间，将“西皇城根”更名为“西黄城根”，这里曾是显赫的清代礼王府所在地。至1980年，这座院落迎来了新主人——原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及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1921—2008）。

一

1997年1月13日的午后，我有幸首次与退休的华国锋主席相会。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的陪同下，我们踏着未融的残雪，沐浴着冬日的暖阳，来到了位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的院落。与华老交谈，回忆了一些过往的往事（详情省略）。

二

1998年1月8日的午后，我再次踏足于西黄城根南街9号。在此，我们闲谈了关于华老在湖南工作时的诸多往事（详情从略）。

三

2000年1月9日的午后，我第三次踏入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与华主席共谈那些鲜为人知的过往（细节从略）。

四

2001年1月11日的清晨，我第四次踏入了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在前往的途中，我深思熟虑，心想：尽管与华老多次交谈，却始终未触及我最热衷探讨的话题——那场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事件。此次，我决心将这个议题提上议程。

起初，我试图表达：“华老，回溯至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不仅拯救了党和国家，也为我们这一代人赢得了新生。”

“你在做什么？”华老问。

在大学期间，我们得知“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后，激动不已，欢呼雀跃。我们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手持您的画像，一同游行庆祝。

“时下已不再流行那等举动，那并非良策。”华老似乎是在提及那些类似游行的行为。

我接着讲述：“在当年的十月，省委宣传部牵头，组织了一批人员着手撰写您在湖南工作期间的感人事迹。我有幸被派遣至湘阴，在那里度过了为期三个月的时光。《华政委看望小乡长》这篇文章，便是出自我的手笔。”

“哎呀，提及湘阴的调查经历，华老顿时精神抖擞。”他兴奋地说，“那可是我南下的第一份工作之地。湘阴之地，水网密布，鱼虾丰盛，渔霸亦不少见。记得1950年端午节前夕，几名渔霸暗中策划，意图在龙舟竞渡之际生事。当时形势危急，千余人集结于湖面，准备一触即发，若不及时加以制止，恐将酿成惨剧。我携警卫员火速赶到湖边，跃上一艘大船，朝天连开数枪，将众人震慑住。”华老模仿着向天开枪的动作，“随后，我们成功地将几名渔霸逮捕归案。”

我急忙回应道：“您真乃遇变不慌，临危不惧。因此，在25年前的困境中，您成功一举打倒了‘四人帮’。”我再次将这个话题引入讨论。

“击溃‘四人帮’，其难度远胜于平定渔霸之乱。在毛主席离世之后，局势错综复杂，动荡不安。要将那几位人物一举抓获，而不流下一滴血，实属不易。”

“然而，当前所撰写的文件，其内容与社会上流传的资料不尽相同，其中既有真实的，亦有不实的。”

我惊讶，文件有不真实的。

“例如，某些文件提及：‘基于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观点，党中央果断采取行动，一举摧毁‘四人帮’。此说法与事实相悖。”

华老似乎并未察觉到我的震惊，他接着说道：“事实的真相是，得益于我的建议。”华老以手指向自身，“在叶帅、先念等同志的鼎力支持下，我们才成功击败了‘四人帮’。”

1987年，在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全体会议之际，邓小平与华国锋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华老缓缓地调整了一下坐姿，目光转向我。“唯有我的提议，方能契合宪法精神与党章规定。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我深知任何其他人的建议均显得不适宜。此乃涉及政变嫌疑之举。作为当时党中央的最高领导人，我有权提议解决‘四人帮’问题，此举合法合理。当前文件中的表述与事实不符，对党派不利，亟需恢复历史真相。”

我未曾目睹华老展现出如此坚定的态度。对于“是我提议这一问题”的表述，他尤为重视，且态度坚定，这一点他反复强调了三四次。

正当兴致勃勃之际，时针指向了10时50分，曹秘书步履匆匆进入，带来消息，称有尊贵客人即将莅临。我不得不起身，带着几分依依不舍，离开了那温馨的客厅。

五

2005年1月12日的清晨，我第五次踏入西黄城根南街9号院，拜访华老。

由于工作调动，我已整整三年未曾探访华老。不久前，曹秘书通过长沙市委办公厅的同事转达了信息：华老多次提及，长沙市委秘书长已有数年未曾莅临。于是，我把握此次来北京开会的契机，特地前往拜访华老。

2005年1月12日，蒋新祺拜访了华国锋的住所。

踏入客厅，我依旧如常，落座在华老右侧的沙发上。简短的寒暄过后，我径直切入主题，向华老发问。

“华老，您先前曾提及粉碎‘四人帮’的往事，我渴望能对这一历史事件有更为详尽的了解。”我稍作停顿，目光投向华老，只见他轻轻颔首。

“华老，您是在何时下定决心，对‘四人帮’展开严厉打击的呢？”

我话语刚落，不禁感到几分冒失。华老沉默不语，似乎在沉思，整整两分钟都没有发声。我心头一紧，暗自思忖，不该触及如此敏感的话题。

骤然间，华老伸出右手，在我左大腿上猛地一拍，声音洪亮地宣布：“9月10日，清晨8时。”

我再次感到惊讶，那是在10号清晨8点，距离毛主席的离世仅仅过去了32个小时。

华老详述了决心过程。

一是剥夺邓小平的党籍，二是将毛主席的全部遗物交由她本人保管，三是毛远新应继续留驻北京。这三项提议显然不合逻辑，也与当务之急不符，众人都深知江青的执拗，因此无人发声。江青见状，便独自长篇大论，从她投身延安，与毛主席成婚，再到随毛主席转战陕北的经历，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往事，表面上是缅怀毛主席，实则是在自吹自擂。大约到了午夜12点，张春桥试图打断她，暗示此次会议的核心是处理毛主席的后事，其他问题留待以后讨论。江青瞥了张春桥一眼，并未理睬，继续她的发言，其他政治局成员均保持沉默。我也失去了耐心，闭上眼睛小憩。直至天将破晓，江青终于讲累了，停止了发言。我睁开眼睛询问：“江青同志，您说完了？”江青回应：“讲完了。”我随即宣布：“会议结束。”

散会之际，正值10日清晨8时，我已下定决心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我对汪东兴同志坦言，我身体欠佳，需要前往医院就诊。于是，我带着警卫员驱车前往北京医院。我们径自从前门而入，旋即又悄无声息地从后门离去，我指示司机将车辆驶至该地。

华老以手轻轻勾勒出一道半圆形：“此处正是我目前所居之地，而昔日，先念同志曾在此居住。”

我缓缓推开房门，只见先念同志尚未歇息。他显得十分惊讶，会议刚结束，我怎又匆匆而来。考虑到时间的宝贵，尤其是担心王洪文可能派人暗中跟踪，我便对先念同志紧急说道：“请转告叶帅，‘四人帮’的问题必须尽快解决。”话音刚落，我未等片刻，便转身离去，迅速返回了北京医院。

数日之后，先念同志向我透露，他已经将我的观点转达给了叶帅，然而叶帅并未作出任何回应。我深知，叶帅一生行事严谨，必定要求我亲自与他面对面交流。

华国锋与叶剑英

提及此段，华老轻抿了一口茶，稍作停顿。我担心时间紧迫，迅速整理思绪，紧接着追问：“华老，听闻在拘捕‘四人帮’的过程中，王洪文与张春桥的护卫曾有过反抗，这消息属实吗？”

华老闻言，嘴角轻轻上扬，露出一丝微笑，“无稽之谈，此事根本子虚乌有。你们对我国的警卫机制实属一知半解。”

华老精神矍铄，凝视着毛主席的画像缓缓道来：“我们的警卫体系，乃是在毛主席延安时代所创立。这与西方国家的总统卫队、副总统卫队有所不同，它们之间互不隶属。我们的警卫体系实行统一领导，警卫员专司首长安全之职，其余事务皆由警卫局统筹。若首长的指令与警卫局的指示出现冲突，警卫员必须无条件遵循警卫局的命令。首长外出时，警卫员需每日向警卫局汇报首长的安全状况与行踪。会议期间，警卫员将首长护送至会场，首要之举便是将枪械交给驻会警卫，妥善保管，待首长会议结束后再取回。”

谈及此，华老轻拍腰侧，“唯有我的贴身警卫，方可携枪步入会场。”

华老转过头来对我说：“你注意到张春桥的警卫员了吗？他实际上根本无法进入会场，一旦抵达怀仁堂门口，就立即交出了枪支，根本不存在拔枪反抗的情况，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王洪文的情况也是如此，我和叶帅正坐着，我一宣布中央的决定，他就立刻老实就范，被戴上手铐带走。至于江青，张耀祠同志带人至江青住所，要求她的警卫员交出枪械，他们全部服从命令，乖乖交枪。若非毛主席创立的这项制度，要粉碎‘四人帮’恐怕会更加困难。”

在华老的叙述中，我内心不禁对毛主席的睿智与伟大油然而生敬意。趁他谈兴正浓，我趁机提出疑问：“华老，您提到为击败‘四人帮’，您还联系了吴德同志，这是出于何种考虑呢？”

华老向我透露：“你可能还不知道，那时的吴德不仅担任政治局委员，更是北京市委书记，以及北京军区的一把手。毛主席在世时特别强调，北京军区的部队调动必须得到吴德的批准。你想想，没有他的全力支持，怎么能保证稳定呢？至少在安全性上是有疑问的。”华老说着，紧握双拳，用力晃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确保万无一失，避免局势失控。”

华老娓娓道来：“与吴德同志取得联系实属不易。我无法直接拨打电话邀他至我的办公室，此举恐会招致‘四人帮’的猜疑。幸好在一次碰头会上，我们讨论关于毛主席追悼大会准备工作分工事宜时，我主动请缨，承担起北京市的联络工作。借此机会，我得以巧妙地将吴德同志请至我的办公室。向他坦陈了我的想法，他表示全力支持，我这才安心。事态的发展也证明，北京市并未陷入混乱，北京军区同样保持了稳定。”

兴致勃勃地交谈，不知不觉间，午时已至，12点钟的钟声悠扬。三个话题的深入探讨持续了整整三个小时。我心中忧虑，生怕打扰了华老宝贵的午餐时光和午休安宁，于是只能依依不舍地告别，结束了这场我终身难忘的拜访与对话。

后记

2008年8月20日，电视新闻播报了华国锋同志离世的消息，令我深感悲痛。在新华社随后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简历中，我注意到党中央对于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有了新的表述。简历中提到，“华国锋同志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方案，得到了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同志的积极响应与全力支持。”这一表述，正符合华老一直所强调的历史真相。我相信，华老在天之灵，定会为此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