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这玩意儿，在咱们古代就是挑官的主要办法。

它从隋朝开始有，特点就是考试选官，谁有本事谁上，一下子就把魏晋那会儿当官的都是有钱人、士族，穷小子根本没门儿的情况给打破了。

你想啊，隋文帝杨坚当政那会儿，公元587年，他把之前选官用的九品中正制给废了，开始搞志行修谨、清平干济这两个科目，算是科举的老祖宗了。

到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他又加了个进士科，专门考试策，这才算科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这制度一出来，不光是选官换了个新规矩，更重要的是让穷小子们有了往上爬的道儿。

多少人怀揣着早上还是种地的，晚上就能当大官的念想，把笔墨纸砚当成改变命运的船，而状元这俩字，就是这船上最高的桅杆，立在知识和荣耀的最顶上。

一、从金銮殿上定乾坤到琼林宴里折花归

状元可不是随便考个第一就完事儿的。

唐代武则天当政时，公元702年，搞出了殿试，让新科进士直接在皇帝面前考试，这规矩后来就一直传了下来。

你想啊，每三年考一次会试，考完之后，新科进士都得去太和殿（明清叫保和殿）见皇帝，试卷先让人重新抄一遍，名字也糊上密封，皇帝和大臣一起看卷子，最后那个第一，就是状元。

这过程里，有天子门生的绝对面子，但也藏着十年寒窗没人知道的苦——唐代诗人赵嘏写过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说的就是天下读书人对科举的执着，为了考状元，头发都熬白了。

唐代选状元，不光看文采，还看名气。

开元九年（721年），王维那篇《画》写得惊艳了整个京城，加上他爹王处廉当过汾州司马，算是名人之后，顺理成章就成了状元。

估计他自己也没想到，后来成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大诗人，仕途却挺坎坷：安史之乱时被安禄山抓了，被迫当了伪官；乱后虽然没杀头，但因为当过伪官，只能当个太子中允、尚书右丞这种闲职。

可就算这样，状元这身份还是他的护身符——就算在官场里起起落落，他也没跌到底，靠着写诗画画和皇帝的认可，成了盛唐文化的一个符号。

宋代科举更完善了，搞出了糊名（把名字糊上）、誊录（答卷重新抄一遍）这些防作弊的招儿，所以状元的精英感更足。

宝祐四年（1256年），21岁的文天祥在殿试上写了篇《御试策》，直接骂当朝宰相没文化，御史台的言官不敢说话，地方官又贪又坏，话说得又直又硬，宋理宗一看，直接给了个状元。

这后来的宋末三杰之一，没因为天子门生就偷懒——在福建、江西当知州时，修水利、整吏治，老百姓都说文信国公来了，咱们就不怕了；元军打过来，他把家里的钱都拿出来招兵，最后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直接把状元的责任刻进了历史。

明清时，状元的名气更大了。

明代重文轻武，状元一般都当翰林院修撰（从六品），官儿不大，但能参与编史书、写皇帝的文件，被看作未来的宰相。

正统十年（1445年），江西吉水人商辂连中三元（先考中解元，再考会元，最后殿试第一），成了明代唯一的三元传奇。

他在景泰、天顺年间当内阁大学士，那时候宦官石亨、曹吉祥专权，他直接站出来说宦官不能干政，夺门之变时还坚定支持于谦，最后当到兵部尚书、户部尚书，成了明朝有名的好宰相。

清代更宠状元，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于敏中中了状元后直接进军机处，帮着平定大小金川、整顿财政，乾隆说他聪明又好学，正合我心意，十年就当上了文华殿大学士，成了乾隆最信任的文臣。

光绪二十年（1894年），张謇考中状元，结果赶上甲午战争失败，国家割地赔款，他看着心疼，直接放弃翰林清贵的活儿，回南通老家，搞实业救国——开纱厂、修铁路、办学堂，把状元的光环变成了改变社会的力量，成了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头一个。

二、榜下捉婿与仕途如棋：荣耀背后的重量

对古人来说，中状元不光是自己厉害，整个家族都跟着沾光。

宋代的时候，民间流行榜下捉婿——放榜那天，京城那些有钱的大户人家，早早就在贡院门口等着，看到新科进士里要是有状元，赶紧凑上去，又是送钱送吃的，又是直接说要把女儿嫁给他。

宋真宗时的状元孙仅，就被成都一个富豪以嫁女为条件请去四川当官；明清时更夸张，明代《明史》里记过，正统年间的状元周旋，被太傅杨士奇夸是国宝级人才，他家里一下子就成了乡里羡慕的对象，累世冠盖。

这种一人当官，全家跟着飞的情况，让状元的荣耀不光在朝堂上，连老百姓都知道，可也意味着他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社会上对他们的期待也高得很。

但状元的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唐代的状元虽然起点高，但因为年轻，容易被老官员排挤。

开元年间的状元李琚，仗着自己年轻，弹劾宰相姚崇，结果被反咬一口说结党营私，最后被贬到地方当小官。

宋代文天祥有本事，可因为刚正不阿，得罪了权臣贾似道，就算殿试拿了状元，还是被外放当赣州知州，离权力中心远远的。

就算是连中三元的商辂，也因为反对宦官专权，被明宪宗时的人诬陷专权，虽然最后洗清了冤屈，可还是闭门谢客好多年，仕途都停了。

更惨的是，有些状元因为水平不行或者卷入党争，最后落得身败名裂。

明代嘉靖年间的状元秦鸣雷，虽然文采好，可后来跟着严嵩干，严嵩倒台后直接被削职为民；清代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的状元胡高望，因为贪污被揭发，最后被革职流放，成了科举史上的污点。

这些事儿都说明，状元这俩字，不光是面子，更是政治斗争的焦点——皇帝把他们当刀，用来打击世家大族、提拔寒门；权臣又把他们当棋子，用不好就可能一步错，满盘皆输。

三、时代的镜子：状元与他们的命运分野

不同朝代的状元，命运也不一样。

唐代国力强，文化也开放，很多状元能在写诗、当官之间游刃有余：王维后来成了大诗人，写的诗里能看出画来，画里也有诗的意思，还当了尚书右丞；柳公权的书法柳体成了典范，官也当到太子少师。

宋代重文轻武，状元们大多是文臣，文天祥、苏轼（虽然不是状元，但同科进士第一）都是因为忠直文采好被记住的。

到了明清，科举越来越死板，光考八股文，把人的脑子都框住了，所以状元们的学问和实际办事能力就对不上了——明代万历年间的状元朱国祚，虽然当到礼部尚书，可就会空谈大道理，不会办实事，在地方上搞治理时总碰壁，最后只能灰溜溜地退下来。

但不管时代怎么变，科举的唯一性让很多状元在关键时刻，能做出超越个人荣辱的选择。

明代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状元焦竑，不光是大学问家，还在国子监当司业时，要求学生知行合一，自己也以身作则，学生们都跟着他好好学；清代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状元吴钟骏，当江苏学政时，直接革除科场里的老毛病，严惩作弊的人，老百姓都叫他吴青天。

就算到了清代后期那么乱，也有状元用自己的微光照亮黑暗——光绪六年（1880年）的状元黄思永，当翰林院修撰时，直接上书说该裁掉没用的官，整顿财政，结果得罪了权贵，干脆辞职去经商，开了北京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北京永业公司，给近代民族工业添了一把火。

从隋朝分科取士到清末废除科举，这制度存在了一千三百年，而状元，就像这历史长河里的一个特殊符号。

他们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的风光，有过天子门生的荣耀，也有过伴君如伴虎的害怕、身不由己的无奈，但不管最后结局怎么样，他们都站在时代的风口浪尖上——用笔墨当剑，在朝堂上闯荡，有的成了能办实事的好官，有的成了传文化的学者，有的成了推动社会变的先驱。

就像明代思想家李贽说的：状元者，非天之选，实人之心。他们的故事啊，早不只是个人的事儿了，倒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古代官场啥样、读书人心里想的是啥，还有那些穷小子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念想，这可是一直都没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