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伍修权将军，大家都知道他是个集文武多能于一身的“多面手”。在红军时期，他是红军大学里担任兵器学和射击学教授的行家里手；抗日战争年代，他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秘书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成为首位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之后，他又变成了审判“四人帮”的主要法官。至于他为什么能胜任这些要求各异、能力素质差别很大的岗位，还得从他年轻时的成长过程说起。
辛亥革命一来，伍家人的生活一下子断了联系，他作为书吏的子女，在求学的路上可是历经了不少苦难和艰难险阻。
伍修权（1908—1997年），曾用名吴寿泉，湖北大冶人，出生在湖北武昌。他的祖父伍伦奎和父亲伍理钊都在清朝时期驻扎在武昌的湖广总督衙门里做事，主要负责抄写公文，收入虽然不多，但能吃皇粮，一家人衣食无忧，曾一度过上了小康生活。没想到好景不长，就在伍修权三岁那年，武昌爆发了辛亥革命，一夜之间，湖广总督衙门就消失了，伍家的两位书吏也失去了工作，维持生计的唯一经济来源一下子断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二千多年的帝制，社会和国家都因此而迈出了新步伐，这当然是好事，但对像伍家这样靠旧体制谋生活的家庭来说，却是一次巨大冲击，顿时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伍修权的祖父在贫病中黯然离世，父亲到处找工作却屡屡碰壁，全家只好靠手工干些糊火柴盒之类的活来维持生计。伍修权有兄弟八人，他排行第四，从小就和哥哥们一起，在长江边捡菜叶、薯根，在蛇山上捡煤渣和干柴。他家的邻居大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商贩，各自的孩子也就成了伍修权童年的伙伴。正是这些环境，为他后来成为革命者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回忆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家境的衰败，“反倒让我在某些方面获益匪浅”，他说“‘有所失，必有所得’……这样的现实教育，极大地促使我日后投身革命。”
因为家里穷，又有好多孩子，伍修权在饭穿方面都挺吃力，更别说受教育了。直到1920年他12岁那年，还只能在家帮点零活，补贴家用。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没文化，毕竟父辈是书吏出身，算是读书人，虽然不能教他现代知识，但起码让他认识些字，背诵几段“子曰诗云”。那时候正值“五四”运动的第二年，一些热心人士为了普及教育、唤起民众意识，开始在民间办学，武昌城也搞了个不收钱的“单级学校”。伍修权从邻居那边听说后，就跑去报名，老师发现他基本能识字，又比别的孩子个子高，就让他直接进入小学二年级，算是正式走上了求学之路。这个武昌的重要城镇的小学，若和现在很多偏远地区的小学比，恐怕都差得远呢。学校就一间教室，一个老师负责四个年级，四十多名学生轮流听课，条件虽差，但伍修权学得特别用心。因为这特殊的教学方式，他能同时听到几个不同年级的课程，学习效率大大提高，他很快就跳到初小三年级。正当他拼命读书时，情况又变了。这所挂靠在武昌高等师范小学的“单级学校”，办了一年半左右，因经费短缺和支持不够，被迫停办，于是伍修权又得面临失学。幸好，他一直努力学习，还名列前茅，老师对他比较看重。在学校关门那会儿，老师帮他联系了相关部门，让他进入了同样免费的武昌高等师范附属小学，并且直接插到初小四年级，才得以继续上学。
由于是正规学校，校方规定每个学生都得穿统一的校服。可这件小小的校服可把伍家难倒了，家里吃饭都紧巴巴的，哪还有钱给他买校服呢？经过多次请求，再加上老师的同情理解，学校在免学费的基础上，又破例允许他不用穿校服去上课。于是，他每天穿着家里的旧布衫，背着自己做的小书包，走在整齐的学生队伍里。因为穿的衣服不一样，听课时他只好坐在教室最后的角落，操场列队也总是站在队伍的尾端，无形中成了个显眼的存在，经常会遇到一些笑话和嘲弄。此时的伍修权已不再是个单纯的懵懂少年，社会的环境让他明白，一个人要想自立又受人尊敬，关键不在于外表穿着，而是体现在品行和学问上。忍受着脸上的难堪，激发出了他内心的自尊心，也促使他变得更加努力：衣着不如人，却在学业上追赶甚至超越同学。伍修权凭借刻苦钻研和谦虚待人的态度，很快赢得了老师和同学的敬重与喜欢，终于顺利完成了在高师附小的三年学习。
十四岁的少年，邂逅了一位值得敬佩的导师，而这位恩师恰好是中共一大代表，成为了他加入共青团的引荐人。
1922年，也就是中共成立的第二年，伍修权在高师附小升到高小五年级了。就在那个时候，他班里来了一位新老师。这位老师年纪大概二十五六岁，长得方方正正，浓眉大眼，一见面就给人一种满面春风又透着正气的感觉。刚见面，伍修权就觉得他可敬又亲切。这位老师到班上没多久，就注意到伍修权，个子高、学习也比别人好，经常跟他聊几句，两人很快熟了起来，关系也变得很亲密。这位老师，是伍修权思想启蒙的导师，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湖北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陈潭秋。那时候，陈潭秋假装在学校教书，实际上一边负责湖北的党务工作，一边传播革命思想，发现并培养革命青少年。他不光讲授语文和历史等重要课程，还跟学生关系很近，就像今天的班主任一样。在课堂上，他经常把一些革命道理和社会知识，点点滴滴地灌输到学生脑袋里。在讲革命理论时，他很懂得结合实际，又不过度超出课堂范围，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融入到教学中，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他讲的东西新颖又深刻，语言也很生动、浅显。对像伍修权这样求知心强的年轻人来说，就像是在革命知识的荒漠里，浇下一场甘霖，又像是在未开发的土地上播下了一粒粒种子。由于家庭背景和成长环境的关系，伍修权对社会上的许多不公平现象感到无法理解，听了陈老师的课和谈话，心中的迷雾慢慢散去。
一段时间过去了，陈潭秋又召集伍修权和其他年龄偏大、学习积极的学生们，利用课余时间帮失学工人子弟认字扫盲，同时还对学生家长和工人家庭进行社会调查。这样一来，伍修权更深入地接触和了解了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也逐渐激起了他的阶级意识和斗争观念。在这个基础上，陈老师又让伍修权他们开始参加一些党外的活动，使他们从普通学生逐步变成具有初步革命思想的先进青年。
到了1923年底，经过快一年多的教育和观察，党组织决定把15岁的伍修权和另外两位同学吸收进社会主义青年团，由陈潭秋和当时武汉团组织的负责人何恐担任他们的介绍人。入团的仪式不像现在这么隆重，既没有激昂的宣誓，也没有齐唱的歌曲，只是在放学后，在一间小屋里，陈潭秋郑重而低沉地告诉伍修权等三人，组织已经批准了他们的申请，愿意让他们成为党领导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团员。接着，他和何恐为伍修权等人详细讲解青年团的任务、对团员的要求以及未来的工作安排，还决定由他们三人组成高师附小的第一支团小组，伍修权也被指定为小组长。这个简单的仪式虽不复杂，却意义非凡，可以说是伍修权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从这天起，他正式成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那时，共产党简称“CP”，共青团则简称“CY”。伍修权毫无疑问成为武汉地区第一批，甚至也是中国第一代“CY”的成员。
中秋节那晚，离开故乡，南下北上的行程正式开始；而那年刚升入初一的学生们，也踏入了苏联的大学校园。
1925年的秋天，伍修权刚刚结束了高师附中的第一年学习。开学不久的一天，伍修权经过当地党组织负责人钱介磐老师家门口，钱老师早早就迎上去把他叫住，说有件挺重要的事要跟他谈谈。原来，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中央为了纪念这位中国革命的伟大领袖，决定在莫斯科建立一所以孙中山命名的学校，专门培养中国革命人才和党的干部，帮助支持中国的革命事业，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如今，中山大学的筹建工作已基本完成，中共中央通知各地党组织，挑选一批年轻的党员、共青团员和先进青年，在指定地点集合，然后集体前往苏联学习。湖北的党组织根据中央的通知，逐一研究所属的党、团员和青年骨干，确定了伍修权和其他一些同志作为赴苏学习的对象。听到这个消息后，伍修权高兴得不得了，莫斯科这个红色的首都，是革命青年的心中的圣地，也是十月革命的发源地，能到那里学习，简直是梦想成真。他马上向钱老师表达了自己想去苏联留学的愿望。
按照中央的规定，各地去苏联学习的人都必须在上海集中待命，可当时国家的经费有限，去上海的路费和个人的行装也只能靠自己筹措，这就让伍家的处境变得很困难。虽然家人都对伍修权有机会出国学习感到非常高兴，但家里囊中空空，生活本就不宽裕，更别说为他准备长途旅行的费用和行头了。就在伍修权一筹莫展、几近绝望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都伸出了援手。伍修权的小学老师张朗轩先生带来了他多年的积蓄四十元大洋，帮他解决了路费和行装的问题。同学何立人把自己的一件呢大衣也赠送给他，帮他抵御跨越日本海和穿越西伯利亚路途的寒冷。其他师友也都用各自的方式表达了支持和帮助，让伍修权得以顺利启程。1925年的中秋夜，伍家为他办了一场多年来最丰盛的家宴，父亲破天荒地用了一点肉，又倒了两两酒，母亲还做了一盘炒鸡蛋。吃完家宴之后，父亲和三个哥哥陪着他，送上了南行的轮船。当时谁也没想到，这实际上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也没想到伍修权还能重回故乡和母亲团聚——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事情。
那年10月28号，伍修权和同志们坐上一艘驶向苏联的煤船，到达远东的海参崴之后，又换乘火车，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才到达了莫斯科这个革命圣地。在那边，苏联政府为这些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相当不错的学习和生活条件。那时，中山大学就坐落在街对面，附近还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大教堂。校舍是几层高、宽大宏伟的建筑，里面有宿舍、教室、小吃摊和办公区，还有专门的俱乐部。校园里还设有一片宽阔的广场，有从瑞典请来的体育教员带学生做早操。南端还建了个小花园，让师生们课余时散散步、聊聊天。到校没多久，学校就请裁缝为每个中国学生量身订做了西服、大衣和皮鞋，分班排队发放学生证，每个人每个月还能领十卢布的零用钱。这样一来，原来在国内穿得寒酸、在角落里饿着肚子上课的穷小子伍修权，一下子就变成穿着西装革履、享受着当时一流教育和训练的大学生啦。
中大根据中国学员的文化背景，分成几个班级，每班差不多二十多人。来自法国、德国等国家的同志外语水平比较高，被安排在法语、德语班，用外语授课，而英语较好的同学则在英语班，用英语学习。课程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联共党史、西方革命运动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俄语。班上的伍修权年龄最小，文化程度也最低，别人多是大学或至少高中学历，他只是刚完成初一。因为特别努力学习，虽然是个初中生，但进步很快，整体成绩在班里算中等，甚至超过不少基础比他扎实的同志，尤其在俄语和政治经济学方面表现突出。在中大学习，听懂老师讲课是第一关，学好俄语自然很重要，伍修权也花了不少心思在这方面。当时班上只有一本刘泽荣先生写的俄语语法书，伍修权一回宿舍就抢着看，把名词、代词、形容词的变格和动词变化规律都背得滚瓜烂熟。为了记单词，他还准备了个小本子，把新学的单词都抄进去，然后反复背诵，背熟后就把这一批删掉，换上新的不熟的单词，然后继续反复，词汇量也迅速增长。另外，他也利用机会多练习俄语的听说能力，通过实际交流不断提升自己。这样一来，他的俄语水平在短时间内有了很大提高，基本不用翻译也能大致听懂老师的讲课。在政治经济学这门课上，因为对这门学科特别感兴趣，阅读了不少教材和辅导资料，加上俄语水平也不错，大家都推荐他当翻译。在课堂上，他流畅而准确地翻译老师讲的内容，还讲解得条理清楚，得到了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反动派的阴谋逐渐浮出水面，文秀才摇身一变，成了战场上的将军。
1927年，伍修权在中大已经快两年了，就在他准备结束学业的时刻，一条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蒋介石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盛大的大革命因为国民党右翼的叛变而败了。中国共产党人奋起反抗，用一连串的武装起义回应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在激烈的斗争中，党意识到军事人才的匮乏，于是通过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即将回国的学员中，挑选出一批转入苏联各军事学校，为新成立的人民军队培养受过正规教育的军事人才。正当伍修权为不能回国参战感到焦虑时，学校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伍修权立即表示服从组织的安排。按照他的条件，可以随意选择不同的兵种以及相关科目，比如步兵、炮兵、工兵、骑兵，还有海空军，他都可以报名应试。他考虑到未来国内的战事主要是游击战，虽然其他兵种也比步兵显得轻松潇洒，但只有步兵用两条腿走路最合适国内斗争的需要，于是决定学习步兵。
在来到苏联之前，伍修权还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经历不算丰富的年轻学生，虽然这两年里学了一些马列主义的理论，但对真正打仗、当兵的事情还一窍不通。于是，他决定从头学起，报了专门培养初级军事指挥员的莫斯科步兵学校。学校把他和其他十一名中山大学的学生，组成了一个专属的“中国班”，他们也成为了莫斯科步校的第一批中国学员。步校位于莫斯科郊外，建筑在沙皇时代就留存下来的旧军校遗址上，和中山大学的环境完全不同，这里的校舍全部是军营式样的建筑，配备各种训练器械和室内运动场。学员宿舍也全都是基层连队的风格，每间大约住三十个人，正好组成一个排，配备木床、小柜子，还有集体的枪架。到了步校，伍修权一改以前那身西装革履、学者模样，夏天时穿着套头的士兵单衣，冬天则披上厚重的呢子军大衣，穿着高到膝盖的毡靴，完全变成了普通苏军战士的打扮。
步校的日常生活和作息完全按部队的规矩来，每天天一亮就起来出操跑步，吃完早餐后就进入课堂，课时长达五个小时，上午的操课都结束了才吃午饭，午休后又是三小时的操练。到了晚上，就轮到自习时间了，除了复习功课、整理笔记和看书之外，有时候还要去听教员的辅导。对伍修权来讲，这样紧凑又枯燥的生活虽然很严苛，却充满了丰富的内容，让他觉得每天都有不小的收获和进步，所以他学习的热情一直都没减弱。步校里面有许多课程是在户外进行的，比如列队训练、射击投弹、地形学等等，这些都对学员的体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过，这些难不倒他。毕竟，他从小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朗男孩，作为穷人的孩子，在长期劳动中锻炼出了结实的身体，平时在国内上学的运动会中，他总是顶梁柱，不少比赛里几乎包揽了所有同龄人的冠军，被同学们叫做“台炮”，风雨天对他来说早就习以为常。苏联当时还挺重视骑兵，步校的学生也得学骑马。俗话说“北人善马，南人善舟”，长江边长大的伍修权，平时连马都没怎么见过，要学骑马，难度可想而知。可他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头，摔了不知道多少次，但最终不光会骑马，还能用两腿夹紧马肚掌控马匹，骑马射击、刺杀样样在行，成了技艺超群的骑手。
冬夏两季，伍修权都得和战友们一块儿到郊外搞野营训练和攻防演习。夏天，他们得自己搭帐篷，露天住；冬天，更是要顶着俄国零下几十度的严寒熬炼。伍修权常常带着那顶只露出脸的毡帽，穿着又长又厚的军大衣，再配上一双沉甸甸的高筒皮靴，在那么深的一两尺厚的雪地里，也能翻滚爬跑，走路像踩陷阱似的，每迈一步都深坑，好不费劲。剧烈运动时，一会儿外头那刺骨的风刮面疼得像刀割，一会儿身体却又热得像着火似的。这种特别的锻炼，不光帮他适应各种天气和环境，还锻炼出了他面对困难不退缩的毅力和勇气，为之后几十年的军旅生活打了个好底子。
五、外国姑娘难留中国小伙，从伯力到江西，千里奔赴战场扬戎志
到1929年，伍修权在莫斯科步校已经待了两年，十月的时候，东北的张学良和苏联军队发生了边界冲突，也就是“中东路事件”，苏军急需一些懂中文的翻译跟随部队出征，就特意从莫斯科步校挑选了十个中国同志，伍修权也在其中。战事结束后，他被派到苏联远东保卫局，专门做翻译。在那儿，他变成了苏联军官，加入了联共（布）党，还享受了不错的工作待遇和生活条件。当时远东有不少华侨，主要是农民，俄语水平一般，苏联政府非常需要汉语翻译帮忙管理，而伍修权受过专业训练，有翻译实践，又是中山大学的高材生，再加上勤快积极，好像格外受到保卫局领导的青睐。为了搞好对华人社区的工作，他们还办了一份中文报纸，经常请伍修权把苏联报刊上的重要文章和军政文件整理翻译成中文，登在报上。有时还整理成小册子，发给华侨们阅读。伍修权的笔译很在行，速度也快，有时候一个周末就能翻译一万多字，文章一发出去，稿费就到账。当时他的生活还算宽裕，开销不大，积攒下一笔不少的存款。还会用稿费请周围的同志去吃下馆子，吃羊肉串。你得知道，那时候苏联还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生活还挺简朴的，一天就能在白菜汤里见到点肉丁，要是在馆子里大口吃肉、豪放喝酒，可真是挺奢侈的事。
在苏联待那会儿，伍修权生活挺宽裕，感情生活也挺顺，他身边的女孩子特别喜欢他。在不少苏联姑娘眼里，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是理想的恋爱对象，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既年轻有活力，又很有修养，当时也真有一些留学苏联的中国青年，娶了当地的姑娘，安家落户，过得也挺不错。有一次在莫斯科步校，步校医务室的一名叫“卡佳”的护士姑娘对他挺有意思，经常找他聊天。因为伍修权的俄文名叫“彼契可夫”，人们就开玩笑说他们叫“彼契卡佳”，这个名字挺搞笑。卡佳姑娘也挺高兴，接受了这个昵称，可伍修权当时没什么表示。后来，他接到命令去远东工作，这段情就没了下文。在远东保卫局那里，还有个女共青团员迷上了他，她多次暗示他，但伍修权总是假装没察觉，也没回应。后来，那个单位的领导，为了让他在那边安稳工作、扎根，也多次劝他找个苏联姑娘结婚，甚至还帮他牵线搭桥。
安稳的日子未能使伍修权的心静下来，随着在苏联逗留时间的增加，他对故乡的思念愈发强烈，渴望回国投身斗争的心情每日萦绕在脑海。他正值血气方刚、精力充沛的时候，整天在办公室里，啃着黄油面包可不是他的理想生活，他一直惦记的是回到祖国土地上，和同志们一起共赴战斗。他曾试探性地向保卫局的领导提起自己的想法，可那些领导哪里肯轻易放走这样的人才？他们告诉他，共产党员都是国际主义者，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了共产主义事业献身，他在局里的工作很关键，非回中国不可的理由没有。连续几次碰壁后，伍修权决定绕过远东保卫局，向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求援。但问题来了，怎样才能得到领导的批准，前往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呢？在紧要关头，他用了个“金蝉脱壳”的小计谋：他对远东保卫局的领导撒了个谎，说自己在莫斯科有个女朋友，想回去看看她，也顺便劝她到远东来定居。领导一听，挺满意的，立刻批准了他的请求，还帮他搞定了从伯力到莫斯科的火车票，写了个招待所的介绍信，并特批了部分路费。伍修权暗暗高兴，为了不引起怀疑，他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个人物品，连自己那点儿存款也没动，便单枪匹马赶赴莫斯科。到达后，他马上与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取得联系，借助代表团的协助，伍修权的回国请求终于被苏方接受，组织也安排他秘密返乡。
当时，从苏联秘密回国有三条路线：一是绕过欧洲，乘坐远洋客轮返国，二是在海参崴搭乘苏联货轮，沿海路直达上海或大连这些中国港口。这两条线路虽然比较安全，但花费高、耗时长、麻烦不少。第三条方法是走中苏边境的秘密越境，这条路最为便捷，但也最危险。伍修权为了尽快回国，果断选择了这条路。一个傍晚，他换上了黑色的中式衣裤，将作为路费的美钞和中国纸币用一条围腰布卷好，缠在腰间，然后搭上一辆马车。在秘密交通员的护送下，趁夜色向边界驶去。快到国境线时，一个土岗子上的碉堡里传来一声叫喊：“什么人？”那是中国军阀部队的哨兵叫的。赶车的交通员很轻松地回答：“老毛子！”当时，边界两侧的居民经常在两国间来来往往，做工或倒腾商品，哨兵们对此见惯不怪，懒得一一盘问。伍修权只听到碉堡里传来几声懒洋洋的咕噜声，没人露面。马车没有减速，一眨眼便把边境哨所甩在后头。因为白军哨兵的松懈和大意，危险的国境线也被他顺利越过。到了满洲里的火车站，他乘火车直达营口，再从营口转乘开往上海的客轮，准备在指定地点等待组织下一步的安排。
到上海之后，伍修权在事先定好的旅馆里等待了将近一个月，却一直没有同志来联系。其实，上海地下党刚刚遭遇了一场大灾难，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把我党的许多机密泄露出去，导致很多同志被捕牺牲，地下组织一时间陷入混乱，难以正常运转。伍修权此刻不仅身处险境，生命也随时可能受到威胁。他从远方奔波归来，却忽然和党组织失去联系，刚刚满心欢喜的归国心情被焦虑和失望取代，不知所措。拼命思索后，他只好咬紧牙关，出来溜达溜达。这一举动一方面大大增加了被逮捕的危险，另一方面，也有机会遇到同志。某个晚上，他在南京路上装作普通游客，警惕地打量着周围的人群，突然，看到一个熟悉的面孔映入眼睛——竟是他在远东地区共事过的老同志张振亚！在平常情况下，直接在街头与熟人联系非常危险，特别是在那种紧张激烈的斗争环境里，有人昨天还可能是朋友或同志，今天就可能变成叛徒或敌人。但这次，伍修权没有别的选择，凭着对张振亚的了解，他相信可以信赖他。于是，他悄悄走过去，把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幸运的是，张振亚没有揭发他，还保持着与组织的联系，帮他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在上级安排下，伍修权脱离上海，乘船来到香港，接着一路扭转，穿过闽西山区，终于抵达他魂牵梦萦的终点——中央苏区。
一到苏区，他这个经历过苏联正规军校培养的军事能手，就立刻展现了出色的作用。红军刚从白军手里缴获了一批马克沁重机枪，那都是蒋介石用高价从德国兵工厂买来的，对于连步枪都不够用的红军来说，这可是火力十足的大杀器。不过，当时战士们对这些新装备的操作和维护还一窍不通，只能眼睁睁看着这几个人快扛不动的大家伙发出密集弹幕。伍修权来到后，琢磨了几下，马上让这些重机枪喷出密不透风的弹雨，在战场上威风凛凛，给战士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红军学校的校长叶剑英就一眼看中这个天才，亲自点名，安排他担任教员，为学员们讲解射击的原理。就这样，经过千锤百炼的伍修权，回到国内革命的主战场，为自己那段传奇的革命生涯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