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

原句：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润色后：原先王洪文所居之沙发，此刻已换成了华国锋。华国锋以其短平之头、中山装之着，虽无王洪文那般洒脱风度，却透露出一种朴素气质，乃至流露出几分农村干部的韵味。

王洪文对那身“尘土”气息的华国锋颇为轻视，然而，华国锋终究取而代之。

在接待外宾的场合，毛泽东身旁的陪同人物依次更迭，从林彪到王洪文，再到邓小平，最后变为华国锋，这一连串的更迭宛如一部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再度回归为一名“闲云野鹤”。他的垂钓之癖、狩猎之好再次蠢蠢欲动。

王洪文身边的警卫员王爱清，基于其亲身见证的场景，记录下了这段珍贵的回忆。

王洪文在北京与上海两地，独自占据了九辆豪车。出差时，他乘坐飞机，即便是三叉戟这样的机型也未能满足他的需求，他坚持要求乘坐更为宽敞的波音707。

王洪文的居住环境原本就已安排得相当周全，然而他却仍旧心怀不满，抱怨连连：厨师提供的菜肴不尽如人意，理发椅子的型号不合规格，枕头质地不佳，床单质量粗糙，台灯照明效果欠佳，甚至分到的橘子皮厚且口感不甜。

他图个舒坦，几乎每日都要请医生为其推拿长达一两个小时。

他于清晨醒后，便习惯性地饮下一杯浓郁的咖啡，或服用些许兴奋剂提神。而临睡前，他则会享用一杯甘美的西洋参汤。

每日三餐，菜肴丰盛，鸡鸭鱼肉轮番上桌，仍觉不足，进而索要燕窝。烤蛤蜊成为家常便饭，偶尔还会品尝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佳肴。酒桌之上，他偏爱“茅台”、“人参”、“三鞭”等知名佳酿。

他不涉猎书籍，亦不浏览报纸，日常工作中，常由秘书廖祖康代为勾选批阅文件。他的大部分时光与精力，皆倾注于打牌、弈棋、垂钓、狩猎、射鸟以及观赏电影之上。

为了投身于狩猎的乐趣，他甚至不惜缺席会议，拒接来电。在钓鱼的时光里，他常常从凌晨四五点开始，直至九十点钟，再到午后三点，直至夜晚八九点。他所使用的钓鱼竿，不乏从海外引进的精品，单价高达一百多元，而他所挑选的钓饵，更是加入了香油与茅台酒，以增添诱饵的香气。

他以备战为幌子，私自从军队中获取了吉普车，并在车上安装了专业照明设备。夜幕低垂时，他常带着一群人驾车前往郊野，猎捕野兔。而在白天，他亦频繁猎捕野鸭，甚至指派工作人员为他驱逐鸭群。

他时常于住所周边嬉戏捕鸟。他手中拥有猎枪与鸟枪共12支。

他沉浸在棋局中，往往连续数小时，甚至有时扑克牌桌前的时间能长达十几个小时。王洪文偶尔会兴起摔手表的举动，边摔边自嘲道：“反正戴手表也不花钱，坏了就去上海再买一个。”

1976年，王洪文通过国家体委的渠道，获得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他时常骑着它，一日之内多次徜徉于街头巷尾。

沈少良秘书表示：

王洪文抵达北京之后，虽已获得生活津贴，然而他仍旧频繁地向上海索要资金，数额每次从三百至五百元不等，甚至有时高达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甫抵北京，便即刻要求乘坐专车被送往住所，享用美食并展开私密交谈，此等行为早已成为他的惯例。

对于那些被派驻北京的“小兄弟”，他们亦常借助请客送礼等手段，暗中策划阴谋。王洪文在其居所设宴，所选皆为上等酒水、佳肴、烟草与茶饮，然而他仍觉不够气派，于是转至豪华酒店举办宴会。对于中国菜肴，他已感到厌倦，进而追求异国风味。这些“小兄弟”之间，时常攀比谁被邀请的次数更多，谁享用的美食更精致，以此作为获得王洪文信任的象征。

在笔者拜访王洪文的贴身助手廖祖康之际，即便是他亦不禁摇首。

彼时，我悄然地、委婉地向他提出了劝告。在我看来，身为党中央副主席，他却热衷于驾驶摩托车轰鸣而过，无论是在钓鱼台还是中南海，这样的行为实在不利于形象。此外，他深夜时分大举出动去狩猎，更是影响极坏。

我当时的劝解，出发点是维护他的名誉。然而，他却对我的话语充耳不闻。他已不复初到北京时的那份谨慎。他开始任性地放纵自己。

自然，我亦深知，彼时他心情不佳，闲暇无聊——这一点对于外界人士实难理解，他们总以为身为副主席，他必定事务繁忙。然而，在邓小平、以及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王洪文实则颇为清闲。他内心深处清楚，毛主席对他已生疑虑……

王洪文的警卫与两位秘书的回忆，生动地描绘了彼时王洪文所处的境遇与日常生活。初入中南海时，他连咳嗽都显得小心翼翼，轻声细语，然而时至今日，他却已不再拘泥于这些，恣意享受生活，尽显“造反司令”的真我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