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飞虎在《西安事变》中扮演了老蒋这一角色，当国民党中将观毕，不禁感叹：背后冷风阵阵，令人不寒而栗。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特型演员群体中，若要评说哪位演员出身最为显赫，那无疑当属被誉为“委员长”特型演员的孙飞虎。

孙飞虎，1941年诞生于上海，其祖籍位于徐州。他的曾祖父曾在清朝担任官职，之后因工作调动南迁，便将上海作为了新的家园。

到了他的祖父那一代，恰逢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交替时期，他深感继续从事官场生涯风险颇高。加之当时江浙一带经商风气盛行，他便毅然决然辞去官职，投身商海。凭借父亲留下的遗产，他巧妙地与官员和商人周旋，生意做得颇为顺心。

孙飞虎的父亲那一代，已经在上海落地生根，成为了第三代。他们开始对父辈的传统生意感到不满足。他自认为是一位开明且文明的现代人，对西方社会充满了向往。因此，他自学了英文，并成功考入了由英国人主导的上海江海关，成为了一名洋行的雇员，每天接触的都是西方的文化和知识。

外国企业的薪酬一向丰厚，孙飞虎的父亲担任验货、报关、查税等工作，每月能领到数十块银洋的工资，此外还会定期收到一些红包和津贴。在那个时代，两块银洋就能购买一担大米。

孙飞虎诞生于一家外籍人士开设的医疗机构，这一点足以证明他家庭当时的境遇颇为优渥。实际上，他的父亲在上海滩享有盛誉，被誉为杰出的华人，居住在租界内海关大楼的五层，那里的大钟楼至今仍是上海滩的显著地标，在电影和电视作品中被多次呈现。

依照家谱排列，孙飞虎属于关字辈，他的姐姐名叫孙关凤，妹妹则是孙关林。相传，在他出生的前日，他的父亲做了一个梦，梦中他与孙飞虎的母亲争执不休，转眼间，却见孙飞虎的母亲膝边蹲着一只猛虎，这一幕让他惊出一身冷汗。于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他给尚未降临人世的儿子取名为孙飞虎。

作为家中的独子，孙飞虎从小在家里享受的都是祖宗级别的待遇。

用餐前，父亲总是格外谨慎地将碗筷交到他手中，即便如此，他有时却显得犹豫不决；菜肴上桌后，旁人不得擅自动筷，必须等待他先审视一番；若是他偏爱的肉类佳肴，则必须摆放在他面前；进餐过程中，若遇到不合口味的菜肴，全家上下便需做好清理残羹剩饭的心理准备。

孙飞虎年纪渐长，七八岁之际，行为愈发放肆，稍有不从，无论何人，他便会动手殴打，张口辱骂，且对劝告置若罔闻。一旦踏入校外，他自诩为恶少，四处横行无忌，对学业更是心不在焉。因此，他频繁留级，转学，每至一所新校，不久便有家长带着伤痕累累的孩子前来投诉。

父母过分宠爱，导致他性格古怪，依照老一辈‘三岁看老’的说法，几乎可以预见孙飞虎成年后要么沦为地痞，要么沦为无赖。然而，两代人之后，他所遭遇的改朝换代却改变了他的轨迹，新中国的改造力量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展现。

孙飞虎八岁那一年，上海迎来了解放，他的父亲不幸被贴上了“洋奴”的标签，对此他虽感无奈，却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确实在洋人手下辛勤劳作了数十年。然而，紧接着，他的父亲又被指控为“国民党残余”，这让孙飞虎的父亲感到十分困惑，他坚决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这样的罪名，于是断然拒绝承认。对方直接出示了证据——这份在国民党溃逃时未能携走的名单上，明确记载了他曾是国民党党员，并且曾担任过区党部委员等要职。

尽管此事在几十年后才真相大白，原来系国民党所施行的“反间计”，然而当时孙家确实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他们被迫搬离了住所，家中保姆也被解雇，母亲那原本习惯于打牌搓麻将的手，如今却只能拿起糊纸盒的工具和织手套的针线。

家道突遭变故，陷入极度贫困，这使孙飞虎的智慧转向了正途，他奋发图强，努力求知，寻求改变命运的途径。

昔日的留级生迅速蜕变为学习精英，顺利考入上海市长熟中学，而后又成功进入上海中学深造。上海中学在全市享有盛誉，拥有百年历史，其牌楼更是由蒋经国先生奠基而成。该校师资力量雄厚，众多教师曾留学英美，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甚至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也曾在此任教。此外，学校设施完备，学生享有优质的教育资源。

校服统一，教室呈阶梯状布局，物理与化学实验室中的设备，其先进程度甚至超越了现今的许多高等院校。

家境中落给孙飞虎带来的改变不仅仅是学习成绩这一条。

孙飞虎具备报考空军所需的各项素质，唯独出身成为障碍，使他无法如愿以偿。因此，他不得不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成绩，最终挤进了班级前两名。

同学们划分小圈子时，以“根正苗红”为标准，这使得孙飞虎不得不打破友谊的壁垒，竭力展现自我。

开运动会之际，他积极踊跃地报名参加。一旦上场，他便如同饥渴难耐的猎人，像兔子一样迅速展开双腿奔跑，只为赢得几声观众的喝彩。最终，他作为上海中学的中长跑代表，在全市运动会上取得了前四名的好成绩，同时还打破了区内的纪录。

文娱活动中自然也得设法露两手。舞蹈队中伴舞，他身姿挺拔，双腿修长如鹭鸶，在舞台上灵巧地跳跃，跳着鄂尔多斯舞，倒也展现出几分边陲民族的风采；没有钱购买昂贵的乐器，他便挑选了一款被无数人无数次使用过的破旧口琴，整天含在嘴边吹奏，以至于口腔溃烂，嘴角生疮，即便如此，他仍上台进行了独奏表演；在戏剧组排练《火烧赵家楼》时，他也勇敢地上台扮演了一个角色，他那刻苦认真的态度甚至感动了前来指导的上海戏剧学院的专业老师。

孙飞虎所拥有的这些广泛兴趣，不过是他为了融入集体、展现自己而顺便培养的，他内心深处最钟爱的仍是理科领域，因此他的首选志愿自然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

那么孙飞虎最后又是怎么走上演艺道路的呢？

将时钟的指针倒退至高考前的日子，此时上海中学正忙着为高三学子们筹备模拟考试。

孙飞虎深信自己能够成功，而老师们也普遍看好他有望考入清华。就在他信心满满，准备在考场上挥毫泼墨之际，老师突然将他叫出考场，语气坚决地说：“你出来，不要再考试了。”

孙飞虎听完脑袋发木，张口结舌道： “为什么？我又没作弊？”

别担心，这可是件喜事，老师一边说，一边详细地讲述起事情的原委。原来，上海戏剧学院计划在上海中学选拔两名优秀学生进行提前录取，孙飞虎恰好是这其中的幸运儿。简言之，孙飞虎只需等待开学，无需再参加高考。

孙飞虎此刻显得很不高兴，他志在清华，渴望踏入物理学的圣殿，绝不愿意沦为仅供人取乐的“戏子”。面对老师的劝说，他一时难以说服，于是老师们决定请他的母亲来协助进行思想沟通。

孙飞虎自幼顽皮，而今却极为孝顺。在母亲眼中，无论是物理还是戏剧，他都无法分辨。他只看重实际的户口问题。当他考上上戏，并计划毕业后仍留在上海时，母亲毫不犹豫地为他做出了决定，孙飞虎只能无奈地苦笑，接受了这个安排。

孙飞虎步入暮年，每当电视上播放国家表彰物理学家，他内心便涌起“彼可取而代之”的念头，对于自己当年未能坚持进入清华园，心中始终怀有遗憾。

孙飞虎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1964级表演班，该班共有男生20名，女生8名。在开学的第一年，班级里的多数时间都用于练习如何穿戴“皇帝的新衣”，并且他们还为这种练习活动起了一个充满文化韵味的名称——无实物练习。

这无疑是一种凭空捏造。将一个空盘子交到你手中，却要求你展现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将一张纸巾递给你，却要你体验握有大额支票的快感。面对寒冷，你被要求说出滚烫，而面对炽热，你又需表演出让人感到寒冷的姿态。

二年级时排练小品类节目，需将看似真实的事物串联、活跃、使之流畅；到了三年级，则要求你能够完整地扮演他人，即使冒名顶替也不许露出羞愧之色。

孙飞虎身材魁梧，面容略显成熟，因此在排练戏剧时，他所扮演的角色多为配角。涵盖但不限于——在二战题材的剧目中，他人扮演英姿飒爽的瓦尔特，他却只能成为如同背景板的盖世太保；在抗战题材的剧目里，他人饰演思想崇高的党代表，他却只能饰演仅有两句牢骚台词的老赤卫队员；难得遇到一部以他为核心的剧目，他兴奋不已，以为终于迎来了好运，却在排练中发现那竟是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

毕业季来临之际，上级发出了“奔赴边疆，投身最艰苦地区”的倡议，孙飞虎并未遵从母亲的期望，选择留在上海附近分配，反而选择了那个他此前未曾听闻的贵州地区。

关飞虎在贵州省话剧团度过了长达十多年的时光，在这期间，他在贵州安了家，有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如今他已年过三十。

在他喜结连理之时，社会亦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其中最显著的变化便是文艺领域呈现出百花争艳的景象。

西安事变无疑是近代影响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之一。然而，这样一个彰显共产党人外交智慧、积极调解各方关系、构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键历史时刻，却鲜见于银屏之上。事件的核心人物之一，周总理在世期间，曾多次倡议拍摄《西安事变》这一影片，遗憾的是，他未能完成这一心愿便离开了我们。

为了实现总理的遗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北京电影制片厂着手策划拍摄这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作品。然而，在筹备工作进行到一半时，负责项目的崔嵬不幸因病离世。

接下来由北影副厂长成荫挑起了这副担子。

对他而言，这项工作既兼顾了公私两方面。从公的角度看，他致力于创作一部历史巨作，以此慰藉历史，缅怀先烈；从私的角度来说，他的岳父申伯纯曾是杨虎城将军的交际处长，全程参与了西安事变，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岳父生前一直怀揣着将西安事变搬上银幕的愿望。鉴于这两方面的因素，成荫怎能不全身心投入其中呢？

岳父家学深厚，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书籍颇为丰富，然而，要找到既能充分展现事变双方领导人风貌，又栩栩如生、惟妙惟肖的演员却成了一个难题。特别是对于蒋介石这一角色的特型演员，无论是他人推荐还是毛遂自荐，成荫都尝试过多次试镜，但要么外形与角色相差甚远，要么演技不够出色。

西安事变中，“老蒋”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其表演的优劣程度，将直接决定整部戏剧的整体品质。

鉴于“老蒋”这一角色的特型演员选拔需求，制作团队特地成立了数个海选小组，计划将这些小组派遣至全国各地，以进行特型演员的选拔活动。

易东林，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向成荫引荐了孙飞虎，并向他展示了孙飞虎的定妆照片。然而，成荫当时并未流露出强烈的兴趣，只是淡淡地回应道：“不妨让他试演一番。”

孙飞虎的同学冯淳超恰巧在北京参与拍摄《陈毅出山》，他在剧中饰演陈老总一角。冯淳超曾目睹孙飞虎扮演的蒋介石，对其表现给予了好评。得知成荫正为寻找扮演“委员长”的演员而苦恼，冯淳超便毫不犹豫地推荐了孙飞虎。

成荫对此产生了些许兴趣，他下令剧组与贵州省话剧团建立长途通话，务必迅速将孙飞虎接到北京进行试演。

大家或许会感到好奇，为何一提到“老蒋”，大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孙飞虎？这是因为孙飞虎所在的贵州省话剧团近期上演了一部名为《西安事变》的话剧。在确定了我党角色后，他们面临了一个难题：找不到适合扮演“委员长”的演员。恰巧，团内有一位演员曾经是国民党的一名中校，并有幸见过老蒋。这位演员向导演提出了一个建议，那就是让孙飞虎试一试。原因在于孙飞虎的体型与老蒋颇为相似。

导演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让人为孙飞虎进行化妆。出乎意料的是，效果立竿见影，将头发剃成光头后，孙飞虎的发型竟然与“老蒋”惊人地相似。再配上国民党军装，整个团的人都惊讶得倒吸了一口凉气。

贵州省话剧团演绎的《西安事变》一经亮相，便在当地掀起了一阵热潮。那时正值七十年代末，距离全国解放仅过去了三十年，许多老一辈的人依然健在，众多曾见过蒋介石的国民党起义将领纷纷对孙飞虎的表演赞不绝口。国民党贵州绥靖公署副主任陈铁，曾与蒋介石共事长达两年有余，他对孙飞虎表示： “看了你的戏，背后直冒凉气。”

贵州省话剧团演绎的《西安事变》在全省范围内演出超过一百场，每场演出都座无虚席，观众主要是为了目睹“委员长”的风采，孙飞虎也因此在当地小有名气。随着时间的推移，孙飞虎模仿“委员长”的形象越来越传神，这一消息迅速传开，成为了业内人尽皆知的话题。

故而才会有易东林和冯淳超在成荫面前的交相推荐。

孙飞虎在接到试戏的邀请后，便在剧团的催促声中立刻乘坐飞机直飞北京。抵达机场后，他特意挑选了一家理发店，将之前蓄养的长发迅速剃去。第二天，他准时前往北京电影制片厂参加试戏。

踏入屋内，他迅速取下帽子，眼眸中的光芒顿时变得明亮，简直太像了。

他马上叫来“周总理”的特型演员王铁成给孙飞虎配两段戏。

这是中国银幕上的“周总理”和“委员长”第一次历史性的握手。

戏一完，成荫一拍大腿：就是他！

他笑着对身边的人说：“难怪我们找不到委员长，原来他已悄悄躲到了贵州。”

那晚，成荫兴奋不已，立即拨通了编剧的电话，满怀喜悦地告知：“委员长”已经找到了，这部剧终于可以开始拍摄了！

成荫性格中追求真实与实际，距离正式开拍尚有数月之遥，便对孙飞虎下达了“禁足令”，即从此刻起，他需开始为角色投入准备。

孙飞虎即将饰演的角色，成荫对其定位明确：“老蒋既是一位思维敏捷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在扮演这一角色时，你需尽力挖掘其原型特征，将其塑造为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切勿对其进行丑化处理，同时要秉持艺术的客观态度。”

为了丰富感性认识，孙飞虎着手寻找蒋介石的形象原型，他通过采访国民党曾经的资深将领，搜集了不同时期蒋介石的影像资料，查阅了档案馆中蒋介石的命令记录，并且前往电影资料馆的藏片库观看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蒋在他心中逐渐变得栩栩如生，不再是那些简单刻板的形象。他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脸谱，而是变得丰富多彩。

老蒋原本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他平日里注重举止，不过早年却曾沉迷于声色犬马，由此不幸染上了梅毒；到了中年，他心境清静，摒弃了烟酒茶，只饮白开水，过着极为简朴的生活，然而他却对身边的亲人宽容放纵，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则围绕着他，大肆敛财。

而且老蒋还是一个脾气捉摸不透的人。

郑重，这位《西安事变》的编剧透露，蒋介石在每年的元旦佳节，都会邀请他的亲信们共襄盛举，举办一场盛大的晚会。这些被邀请的亲信，有幸获得殊荣，可携两位同伴一同出席，此举无疑是对他们的一种特殊恩赐。

那一年元旦佳节，军统的负责人戴笠也被邀请加入了行列。戴老板心中颇为犯难，究竟要带哪位同行呢？虽然不能不带人，但又不能随意挑选，戴笠沉思良久，最终算是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当天晚会会场，老蒋一出现，现场掌声雷动。

接着老蒋按照往年规矩挨桌向亲信敬酒，以示宠信。

临到戴笠这桌，戴笠起身向老蒋介绍自己带来的两个同伴

这位人物是孙铭九先生，话音刚落，全场皆感震惊。孙铭九，张学良的贴身侍从，正是在西安事变中，他率领部下在骊山成功拘捕了蒋介石。戴老板今日特意将他带来，难道不是有意让委员长感到尴尬吗？

蒋突然放下手中的酒杯，紧紧地拥抱着孙铭九，表情显得十分热情：“你真是个英雄，在中国，唯有你敢于捉拿我，我这就敬你一杯。”

接着，戴笠站起身来，向众人引荐下一位来宾：“这位是张国焘。”大家不禁感到惊讶，原来他是共产党的核心人物，尽管他已转投阵营，但委员长对他的态度并不友好。

老蒋又是殷殷举杯，向张国焘敬酒。

次日，蒋氏在酒席间的行为迅速成为媒体热议的焦点。他成功塑造了一个形象：摒弃过往恩怨，以和善之态对待他人。

孙飞虎对浩如烟海的影像文字资料如饥似渴地探寻，试图从中感悟和揣测老蒋的为人。他有时甚至陷入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他有时会连续几天装病不出门，一边饮酒一边深思熟虑，构思出一系列动作，然后在房间里狂乱地来回踱步。当他躺在床上，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想法，便会立刻从床上翻滚起身。

孙飞虎的表演投入至极，近乎疯狂，正是这种如醉如痴的状态，让《西安事变》的拍摄得以顺利完成。

《西安事变》电影上映后，在全国范围内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这是蒋介石首次以较为温和的形象出现在银幕上，其背后的含义非同小可。即便是邓公在观看之后，也在一次内部交流中特别提到了这部影片——《西安事变》的拍摄质量上乘，国民党角色表演生动，尤其是蒋介石的演绎，堪称成功。

这是来自最高层对孙飞虎的赞誉。

孙飞虎初次亮相荧幕，便凭借在《西安事变》中的出色表现，一举赢得了第二届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这份荣誉显然比扮演“毛主席”的古月先生更为幸运。

众所周知，《西安事变》这部作品中，演员阵容堪称资深，他们的演技堪称一绝，无可挑剔。在演技水平相当接近的情况下，观众和评论家们往往会从其他方面去挖掘亮点，比如——演员是否亲自为角色配音。

在历史的长河中，老蒋能够说出一口纯正的宁波方言，许多人不仅无法模仿，甚至听都难以辨识。然而，对于孙飞虎来说，这根本不是难题，因为他自幼便是上海人，早已熟练掌握了宁波话。此外，根据导演组的规定，剧中老蒋只需以宁波口音来说普通话，若不然，观众们恐怕难以理解。这无疑为孙飞虎提供了更大的发挥余地，他说的宁波普通话，甚至比上海话还要地道流利。

古月在这方面显得逊色许多。他同样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为了能够准确模仿毛主席的湖南口音，特地多次前往韶山，然而模仿的效果还是不够逼真。

作为首部描绘“西安事变”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影片，《西安事变》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影响力甚至跨越了海峡。据台湾的朋友讲述，该片在台湾上映后，蒋经国特意安排时间，全神贯注地观赏了整部作品。

此时，身旁之人不失时机地插话问道：“您认为这位扮演已故总统蒋介石的演员模仿得是否逼真？”

蒋经国的嘴角轻轻上扬，露出了一抹微笑，但他并未直接回应，而是随意地评论起其他演员：“谷正纲的表现不太到位。”

旁边人心领神会，这不正是拐着弯暗示孙飞虎演得像吗？

最终，蒋经国对这部影片作出评价：“在描绘西安事变这一历史事件上，中共的处理相对公正。”

孙飞虎成名之后，他时常前往上海浦东的老家，短暂地陪伴母亲几日。然而，每次见到他，老母亲总是摇头叹气，不停地自我责备：“都怪我，养育了一个儿子，他却长得如此像老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