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出生人口达到902万左右，比前一年增加了52万，这组数据曾让许多人短暂松了口气。 但民政部随即发布的另一组数字给这丝乐观泼了冷水：2024年前三个季度，全国结婚登记只有474.7万对，比去年同期少了94.3万对。 结婚登记量的持续下滑，直接拉低了未来的生育预期。 有专家预测，2025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可能滑到0.9，这个数字仅相当于国家长期规划目标1.8的一半。

从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小高峰，到如今生育率一路走低，这种转变背后是育龄人口规模和生育意愿的双重下降。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底，31岁到40岁的主力生育人群有2.2亿，21岁到30岁的群体有1.7亿。 然而，近年来死亡率变化不大，实际可用生育人口仍在减少。 更关键的是，年轻一代中不婚不育的比例明显上升。

当前，导致低生育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个人家庭生育、养育和教育子女的成本过高，使许多父母的生育意愿不能转化为实际的生育行为。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优生优育成为社会共识。 人们想的不是把孩子生下来就成，而是能供多好就供多好，高预期往往意味着高成本。 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展司曾指出，养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当下人口生育面临的主要矛盾，经济负担、子女照料、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都成为“不愿生”“不敢生”等制约生育的主要因素。

育龄人群的经济压力，突出体现在“生、养、教”负担上。生育一个孩子的直接成本从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养育负担因家庭而异；教育负担则尤为沉重，课外辅导、择校费用、学区房等一系列相关成本都与之相关。 此外，经济顾虑还体现在就业的稳定性和住房的安全感上，安居乐业才有可能放心生育。

婴幼儿无人照料是制约生育的又一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全国0-3岁的婴幼儿大约有4200万，其中三分之一有比较强烈的托育服务需求，但实际供给仅为5.5%左右，供给和需求之间存在很大缺口。家庭户规模也在持续缩小，从“六普”的3.1人降至“七普”的2.62人，家庭的抚幼养老功能在逐渐弱化。

工作与家庭的冲突是许多职业女性面临的难题，也是导致生育焦虑的原因之一。 由于社会对女性家庭责任的期望远高于男性，可能导致女性在就业市场受到歧视，有生育计划的女性可能在招聘环节被排除在外，已育女性可能在晋升环节受阻，这种风气反过来进一步降低了女性的生育意愿。 研究显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孩子，其薪酬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生育观念的变迁同样深刻。在传统观念中，婚姻和生育被视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多子多福”、“养儿防老”是主流观念。 然而，现代社会中，密集母职与职育平衡困境提升了生育成本，自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扩散弱化了婚育的社会责任观，婚育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个人私事。 年轻人的生育目的从“我要生”转向“要我生”，生育意愿从多子多福转向少生、晚育甚至无性别偏好。

如果当前生育率持续下滑的趋势得不到扭转，有预测指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总人口可能会降至8亿左右。 人口规模如此大幅度的变动，将会对社会经济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人口减少至8亿，可能会带来一些表面上的积极变化。 人均资源占有量将有所提高，土地、水、空气等自然资源的人均份额会增加，环境污染压力可能减轻，城市拥挤状况有望缓解。 教育和医疗等人力资源服务的人均占有量理论上也会增加，学校班级规模可能缩小，医院排队时间可能缩短，生活质量在理论上可以得到提升。 消费市场虽然总体规模可能收缩，但高端需求、老年人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可能保持稳定甚至增长。

然而，人口减少带来的挑战可能更为严峻和现实。 劳动力市场将首当其冲。 有预测显示，从2025年到2050年，中国15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可能减少2.5亿，这意味着四分之一的劳动力将消失，平均每年减少约938万人。 工厂可能面临用工荒，建筑工地可能出现闲置，出口订单可能因产能不足而堆积，经济增长动能可能直接受到影响。

GDP增速与人口抚养比密切相关。 在1980年到2010年期间，抚养比下降，经济增速平均达到10%。 而现在情况发生反转，抚养比上升，经济增速放缓成为必然趋势。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将加剧这一挑战，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预计从2025年的15%上升到2035年的20%以上。 养老负担加重，年轻人的赡养压力增大，预计到2050年，赡养比可能升至6.8，即约7个劳动力需要支撑约1个老年人的养老。

消费市场可能因人口规模缩小而呈现疲软态势，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力量可能减弱，通货紧缩风险增大，而外贸出口则需要继续面对国际贸易中的关税壁垒等挑战。 在社会层面，家庭结构可能变得更松散，独居老人增多，社会心理压力上升，整体幸福指数面临下行压力。 有研究指出，人口负增长可能导致年轻一代的生活成本上升，养老支出挤压教育投资，生活可能变得更加紧巴巴。

面对这些挑战，政策层面已经开始响应。 2025年3月，总理李强提出促进生育的措施，包括延长产假、补贴托育服务等。 但普遍认为这项工作任重道远。 江苏省医学会的一份报告强调，鼓励生育刻不容缓，需要从观念层面入手进行引导。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指出，2025年的工作重点包括稳定消费、控制货币贬值，而人口问题需要系统性的治理方案。

建立全面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被认为是从时间、经济、服务、文化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以促进生育率回升的关键。这包括解决婚嫁、生育、养育、教育、就业等一连串具体问题，强化人口监测预警。 一些地方已经进行了探索，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通过发放育儿补贴金，使已有两个子女的家庭生育三孩的意愿从9.37%提高到了14.26，并实际推动了出生率提升约0.2个千分点。

在应对老龄化社会挑战方面，其他国家的经验可供参考。北欧国家同样面临严峻的老龄化形势，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改革养老保险体系，鼓励个人承担更多养老责任；提供多样化、创新性的养老服务，包括预防性养老、监护居住和互助养老；推行“养老券”制度以促进养老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积极鼓励延迟退休；并通过丰厚的生育福利政策（如瑞典新生儿父母可共享16个月带薪产假，政府每月为每个儿童发放津贴直至16岁）和吸收移民来应对人口结构变化。 法国则早在1865年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其应对措施包括制定国家战略、建立完善的养老社会保障和老年人生活照料补贴制度，并重视家庭在老年人生活中的作用。

婴幼儿的养育成长关系千家万户，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的建设是生育支持的重要一环。 2023年，我国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推进，部分地方将普惠托位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推动托位数量稳步增加。 有观点认为，人口变化也蕴含着推动经济转型的契机。 在人口规模增速放缓或转为收缩时，可能会激励企业在资本扩展型技术上加大研发创新投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虽然面临人口负增长的挑战，但中国的人口质量正在提升：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延长、健康水平在提高、大学毕业生规模已超过2亿。 这些变化正在形成新的人口质量红利。 有分析指出，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存在复杂关系，人口规模较大时可能有利于发挥集约化生产的规模效应；人口规模较小时，则可能更有利于提高单位资源的使用效率，倒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人口减少至8亿，究竟是让日子更好过还是更难过，这个问题本身没有简单的答案。 其影响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各方如何应对这一变化。 是通过灵活的政策调整来引导人口结构健康发展，通过科技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改革养老体系；还是抓住这次社会创新的契机，发展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以弥补劳动力缺口，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少对传统人口红利的依赖。这些问题值得每一个关心国家未来的人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