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高饶事件引发爆发。
1955年4月5日。自一年前从上海市公安局调至北京中央公安部任职以来，我因涉及饶漱石、潘汉年、扬帆等人的案件而被牵连，不幸被公安部专案组采取逮捕措施。
正是在这一日，我在《中国青年报》的头条上览见了中共中央七届五中全会落幕的消息，其中报道了高岗因反党联盟的牵连而自尽，以及饶漱石被正式永远开除出党的决定。
翌日晚，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与我进行了谈话，要求我全面坦白上海市公安局涉及特务等问题的具体情况。我原本天真地以为，或许是专案组对情况掌握不周，导致了误解。毕竟，这些情况公安部领导同志都是了如指掌的。1951年春，公安部领导在巡视上海期间，曾对上海市公安局在对抗敌对势力隐蔽斗争中运用特务手段的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已有定论，既认可其成就，亦指出其不足与错误。此外，他还向中央提交了报告，认为上海在纠正问题上的态度尚可。已纠正。在1952年，公安部领导曾针对一个具体案例，对我工作中是否存在过于谨慎、畏首畏尾的现象进行了直面批评。
万万没有想到，高饶反党事件成了新的爆发点，这一切又被重新翻了出来，而且上纲上线，成了莫大的罪名。
经过数日的严苛审讯，两名约莫四十岁左右的男子随后到来。从他们的谈吐之间，可以断定他们并非来自公安部。其一说：“饶漱石与潘汉年承担了路线错误的责任，而扬帆则是这场行动的主谋，你则负责执行。”
解放上海初，“特事特办”这一针对敌对势力的隐蔽斗争策略与手法，由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饶漱石提出，并经市委会议的认同与批准。其实，饶漱石此举，实有中共中央1943年发布的文件为依据。
关押600天后，审讯员用一种异样的眼神向我透露，经过调查，他们已确认潘汉年为“内奸”，而扬帆则被定性为“奸细”。我难以置信。
1961年3月，浏览报纸时，我惊悉政府决定特赦部分战犯，溥仪、溥杰、杜聿明、王耀武以及特务康泽等人均获释放。然而，我自身的案件却依旧悬而未决，这让我怒火中烧，以至于气得口吐鲜血。即刻致信中央监察委员会，据理力争，然此事终无音讯。直至五一节，我又提交了报告，次日便获释。在长达六年又一个月的囚禁之后，我因涉嫌执行“内奸”潘汉年、扬帆的指令，以及犯有“包庇反革命”之罪，最终被免于起诉。
1963年，潘汉年及其夫人董慧亦重获自由，被安置于北京团河农场，过着半自由的生涯。扬帆拒认罪，仍在狱。
在那“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黑暗时期，我再度身陷囹圄，长达七年半的时间里，饱受囚禁之苦。潘、扬二位亦因“四人帮”的翻案，遭受了更加严酷的刑罚，备受摧残与折磨。直至1982年8月，中共中央正式颁布《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遗憾的是，潘汉年与董慧分别在1977年4月及1979年2月相继离开了我们。历经27年的共和国首例冤案，终于画上了句号。
02
历史颠倒之谜
在上海解放之初，潘汉年同志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副书记，以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市委保卫委员会副书记和书记等重要职务。在我与他建立工作联系之前，尽管并未直接共事，但我对他的人格与成就早已心怀敬仰。
“你知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驻福建人民政府的首任大使是谁吗？”我愣住了，无法给出答案。他笑着逗我。“潘汉年同志受我党委派，与福建地方的要员陈铭枢、蔡廷锴展开谈判，实际上，他的角色堪比苏维埃在福建的‘驻人民政府大使’。”
1943年，我有幸于淮南解放区的黄花塘军部参与整风学习，期间，潘汉年同志对华中局及军部干部进行了深入辅导。在他的报告中，他引述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失利之后，左倾机会主义对党的伟大事业造成的深远损害，这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与教育。在那些夜晚，晚饭后，我常漫步至黄花塘，常可见陈毅军长与戴着金边眼镜的潘汉年同志并肩漫步，热烈地交谈着。这些珍贵的往事，至今仍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1949年5月，解放军凭借全国胜利的余威，大军压境上海（陈毅同志豪言壮语）。潘汉年同志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秘书长，兼任副市长，面对日常事务纷繁复杂，但他才识超群，日理万机，处理问题果断利落，遇事沉着冷静，处变不惊，井然有序，游刃有余。在上海初解放的那段日子里，潘汉年同志始终率领我们度过了无数个充满战斗的日夜，引领我们赢得了一次次辉煌的胜利。
上海最大，敌对势力。讥讽我们道：“共产党唯有治理农村，却无力驾驭城市。”尤其是这座在东方享有盛誉的繁华都市。昔日的上海，曾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据点，同时也是国民党反动派实施特务统治的核心区域。军统、中统、国防部二厅、蒋经国、陆京士以及毛森等人所领导的特务组织，共计28个核心单位，其成员众多，难以计数。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反动党团的骨干分子，以及错综复杂的蒋家势力残余和黑社会势力盘踞其中。
面对这等错综复杂的局势，5月9日，扬帆传达了华东局针对接管上海的方针政策，此举不仅提升了我们的思想觉悟，更消除了诸多误解和偏差。
华东局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首先在思想上清晰界定依靠谁、团结谁以及与谁斗争这一核心问题。强调在进城之后，务必坚定地依托工人阶级，紧密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积极争取知识分子的支持，并努力争取更多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广泛合作。为有效对抗帝国主义及官僚资产阶级，此问题若处理失当，将导致原则性错误。其次，我们必须认识到上海的情形错综复杂。社会改造需循序渐进，务必明辨是非、权衡轻重缓急，稳步推进。若处理不当，将陷入策略上的失误。
华东局强调，我军在解放城市的过程中，虽将外部力量引入，民众亦会积极支持，然而在思想与政治层面，准备尚显不足。因此，入城后对于社会的改造工作，不宜急功近利，以免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鉴于此，入城初期应着重处理以下三项工作：（一）彻底清除反动势力的残余，安抚民心，确保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稳定。（二）接管并妥善管理国民党政府的相关机构。（三）迅速恢复并促进生产力的复苏，以及交通运输的重建。
潘汉年同志坚定执行这些方针。
彼时，我方仍处逆境，尽管国民党政权已然摇摇欲坠，却因美国的撑腰而拒不甘心败北，对上海施以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试图作最后的垂死挣扎。蒋军中的800万主力几乎被全数消灭，剩余的反动势力亦四分五裂。其中一部分销声匿迹，另一部分却仍旧疯狂肆虐，散兵游勇趁机抢掠，经济罪犯气焰嚣张，扰乱金融市场，哄抬物价，无恶不作。
反革命特务、间谍或潜伏隐蔽，或假借身份进行接管，严重损害了解放军的声誉。美蒋特务机构设立的电台，每日与台湾进行秘密通信，传递情报及气象信息。残余的反动势力散布谣言，煽动民怨，甚至公然组织反革命活动，气焰嚣张。
台湾及舟山的敌人持续派遣特务潜入上海，企图对华东及上海地区的军政要员、公安局长、起义将领、进步民主人士以及文化界人士进行暗杀，同时在繁华市区投掷炸弹，制造一系列重大事件。
这一切，使得我们对上海这个陷入困境的城市进行全面接管、整顿与恢复的工作面临重重挑战。然而，新生的人民政权展现出强大的力量，敌人的各种阴谋未能得逞。全市范围内，无论是党政军领导，还是知名人士，均未遭遇敌人的暗害。
在持续的打击中，敌人接连溃败，纷纷向我方投降，社会秩序迅速恢复稳定，人民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生产活动也逐步恢复。这一辉煌胜利的取得，离不开党中央英明政策方针的指引，亦与陈毅市长及其得力助手潘汉年同志的卓越领导密不可分。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我们对于汉年同志在这条战线上的卓越成就，始终铭记于心。在那个充满战斗的岁月里，他时常聆听军警就治安与保卫工作所作的汇报，并迅速作出精准的指导。不仅如此，他更是身先士卒，亲自参与反间谍斗争的指导工作。例如，在对抗反革命特务分子的斗争中，鉴于当时我们面临敌情不明、群众动员不足以及力量组织尚不完善的实际情况，汉年同志参与制定的军管会治字第12号布告，着重打击现行反革命的破坏活动。历史已经充分证明，这一举措是正确的。
为确保7月6日举行的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及群众庆祝游行的安全，市委决定在“七一”前夕开展一场全市范围的大规模搜捕行动。为此，在瑞金路的原国民党励志社召开了一次专题会议。与会者包括市委、市政府、军队、公安、法院以及工会、青年团等部门的负责人，会议由潘汉年同志主持。在会上，潘汉年同志针对主管部门所制定的搜捕计划，指出其打击面过广的问题。寄望于通过一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便能彻底清除上海的特务和反革命破坏分子，这种观念是错误的。若实施阻断交通、逐户搜查的措施，民众必然会产生强烈反响。我们绝不能重蹈国民党时期扰民行为的覆辙。他着重指出，此次搜捕行动需目标清晰，计划周详，且搜索范围应适度控制。
在六月，市公安局社会处对那些潜伏于上海各个隐蔽角落的国民党特务所设的秘密电台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剿。同志们通宵达旦地奋战，翌日，汉年同志特地莅临社会处，接见了圆满完成任务的同事们。他不仅给予了我们充分的鼓励与慰藉，还教导我们，在破案的同时，切勿过于片面，必须提升反间谍斗争的整体水平。
在汉年同志的领导下，市公安局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工作，旨在策动、团结及教育原国民党人员。
邓葆光，国民党军委会东方经济研究所所长。临近解放时期，我们将该所的重要图书资料转移至香港。通过邓的女友吴嫣（又名吴丽丽）与邓保持联络，我们成功为其铺就了回归之路，最终成功将他争取回来。潘汉年同志和扬帆同志亲自接见了邓。经过不懈努力，邓将逾百箱、总计约万册的珍贵图书资料悉数归还故土。其中不乏善本、孤本，其价值之珍贵，不言而喻。获周恩来总理赞誉。
解放前，著名民主先驱张澜与罗隆基，一度遭受国民党软禁，被拘押于上海虹桥疗养院，其人身安全受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严密监控。军统曾密谋对张、罗二人下手，幸得稽查大队长阎锦文的力保，方才未能得逞。（杨伟，受阎受与我地下情报工作负责人吴克坚之影响）。解放之后，党中央邀请张、罗二人前往北京，共商国家大计。阎受担心因自身历史问题而遭排斥，便坚决要求一同前往。张、罗亦坚持将闽锦文一同带往北京。潘副市长亲自出马，投入了大量精力，认定阎某对他们有显著贡献，并对阎某进行了细致周到的安置，这才圆满解决了此事。
1950年1月25日与2月6日，美国制造的蒋介石飞机接连对上海杨树浦发电厂以及江南、英联船厂等地进行了无差别轰炸。面对这一严峻形势，市公安局迅速投入全力应对。1月26日，警方成功侦破了由台湾派遣至上海不久，频繁提供轰炸目标的特务电台罗炳乾，并在“二六”轰炸事件次日，依法将罗炳乾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1951年2月4日，市公安局成功破获了对我国造成严重危害的国民党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徐松坚被一举抓获。在市公安局举行的庆功会上，潘副市长亲自到场表示祝贺。
汉年同志始终对公安保卫队伍的建设给予深切关注。1950年7月，社会处第一期干部培训班正式开班，陈毅、潘汉年、刘长胜、宋时轮等同志亲自莅临并发表讲话。潘汉年同志更是经常与培训班干部共进晚餐。技术侦察部门承担着至关重要的任务，他们全年埋头苦干。潘汉年同志也特地前往探望他们。
03
潘汉年贯彻党的正确路线。
我依然保留着1950年3月22日华东公安会议上潘汉年先生讲话的详细记录，不妨在此简要回顾一番。
汉年同志在深入剖析了国内外形势之后明确指出：上海在克服了美蒋封锁带来的经济困境，着手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过程中，为确保五百万市民的基本生活，粮食公司采取了低于市场收购价的价格向市民供应粮食。他着重强调了从全局出发、严格执行政策的重要性。当工人与资本家发生冲突时，资本家往往不会将此归咎于部分工人对政策的不理解，反而可能会对政府的政策产生质疑。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大陆的解放虽然以军事手段为主，但内在的政治因素同样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法八章》的发布，对于解放全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政策特别关照起义人员，由此吸引了众多旧有人员留了下来，使他们得以有机会为人民服务。然而，这些因素亦不可避免地构成了特务暂时得以存续的客观环境。他指出，欲击败敌人，务必深入了解其习性，欲超越敌人，则需借鉴其优点。对于敌人方法中对我方有益无害的部分，我们可以采纳；而对于那些有害无益的元素，则绝不可取。例如，肉体惩罚、残酷的刑讯，反动派视为至高无上的手段，我们绝不应效仿。
首要任务，便是肃清那些公然破坏的特务势力。对于携带短枪、炸弹的破坏分子及其特务组织，一旦发现，务必迅速追踪并予以歼灭，绝不允许其得逞，以免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在阐述稳步推进的策略时，他指出，无论任务的重担如何沉重，形势如何错综复杂，务必保持冷静，切勿急躁行事。面对反动势力的挑衅，我们尤其容易激发出急躁的情绪，进而导致过于激进的措施，这样往往会导致泛泛而抓，波及面过广。“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胡乱搜捕，事后虽加以清理，实乃不妥之举。如此一来，真正的敌人往往趁机逃脱，而我们却难以捕捉。在制定斗争策略时，他坚定地秉持“精准”、“稳健”并辅以“果断”的原则。精准打击，需先洞察清晰，诱使敌人深入我方阵地。一旦敌人意图对我方造成破坏暴露无遗，便必须予以坚决且有力的反击。
他以实例阐明，人们常习惯于对流氓斗殴行为采取表面的处罚手段，却鲜少认识到，唯有揭露并瓦解其背后的势力，方能根治问题。
他简而言之：自上海解放已逾九个月，取得了一些成绩，坚守基本方针，树敌不多。
他特别指出，身处从农村迈向城市的转变中，我们面临着工作的更迭、环境的变迁，且与阴暗面接触频繁，因而更容易发生道德沦丧和堕落。加之作为公安人员，手中握有权力，更易触犯政策法规。他严肃告诫，切不可滥用职权，侵犯民众的合法权益。他最后不忘提醒在座的资深同志，务必在自我提升的道路上付出极大的努力。
在另一场合，他对我方进行了批评，指出我们往往专注于埋头苦干，却忽略了运用现实素材对群众进行教育和提升。他亦指出，我们在将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上，尚未能更为高效地执行。他曾在许建国局长面前直言不讳，指出提篮桥监狱关押的犯人中，众多案例未能依法及时处理。他严肃地说：“若再不妥善解决此问题，各位公安局长将面临处分之虞。”
回顾过去在内部肃反过程中所采取的以逮捕代替侦查的做法，完全无视法治原则，导致大量冤假错案和株连无辜的现象，这不正是偏离正确路线，走向错误极端的严重后果吗？！
当然，在彼时的历史背景下，他所提出的这些正确见解，难免会被部分持“左”倾观点的人误认为是偏向“右”。实践已充分证明，得益于汉年同志精准见解在上海工作中的有效落实，我们得以确保了建国初期在上海公安保卫战线所取得的辉煌胜利与显著成就。
04
上海镇反运动指挥者
1951年1月，随着上海市启动反动党团特务的登记工作，市委召集各区区委书记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在此会议上，潘汉年发表讲话，强调了对国民党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北伐）与国民党叛变革命后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区分的重要性，此举有助于提升干部们的历史素养和政策理解能力。
在中央发布镇压反革命的指导方针之后，潘汉年同志受命主持市委，全面负责这一声势浩大的全党全民参与的群众运动。在一系列会议中，他反复批判了“宽大无边”的右倾思想错误，明确指出上海先前虽注重打击特务，却未充分关注那些浮出水面、罪行昭著、民怨沸腾的反革命分子。他强调党委的领导作用和一把手的责任担当，并融合爱国主义教育与冬季防范，全力动员群众参与。同时，他要求公安机关贯彻群众路线，与基层工会紧密协作，对在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和有功的纠察队成员予以嘉奖。
他指出，为确保严格控制杀人权限，我们设立了巡回法庭，组织审理反革命案件。遵循毛主席关于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指示，我们邀请了民主人士参与审理反革命案件。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听取各方意见，改进工作方法，也使得社会各界深入理解党的不冤枉不纵容的政策，进而使广大民主人士坚定地站在支持镇反运动的立场上。
他亲自出席了在普陀区举行的公审大会，会上对罪行昭著的反革命分子封企曾与陈小毛进行了公开审判。受害者的愤怒控诉通过电台向全市播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潘汉年同志实际上担纲了上海镇反运动的指挥重任。
05
还原历史真相
汉年同志在党的文化事业、统一战线事务，尤其在对敌隐蔽斗争的开展上，贡献了卓越的力量。
陈毅同志曾援引一句至理名言：“泰山之所以巍峨耸立，正是因为它不拒土壤，方能成就其壮丽之高。”无产阶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须具备远大的抱负，汇聚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汉年同志深刻领悟到统一战线在革命兴衰、国家存亡中的关键作用，这充分体现了他对马列主义精髓的透彻理解，以及将其巧妙运用于我国革命实践的卓越能力。在解放前后的岁月里，众多民族资本家、爱国民主人士以及知名的学者专家，纷纷被他动员，从海外返回祖国。他擅长凝聚各阶层爱国进步力量，激发所有积极因素，携手为构建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努力拼搏。
汉年同志博学多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深厚的造诣，思维逻辑严密，剖析问题深入细致，言辞精炼，条理清晰。他写作报告，亲自完成。近日，华东与上海两地联合举办了一场旨在清理中内层干部的会议。原计划由饶漱石先生发表报告，然而因故他未能出席，只得请潘先生代为演讲。我们事先为潘先生准备了讲稿，并在会议前夕才将其交付给他。他仅来得及浏览了段落标题，便匆忙上台发表讲话。当时，我们对于讲稿送达的延误深感愧疚，担心此举会对其报告效果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得益于他对实际情况的深刻理解与精准把握，他即兴发表的报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1951年，恰逢鲁迅先生忌日，汉年同志在百忙之中挥毫泼墨，撰写了《鲁迅杂文的斗争性》一文，并于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这位兼具学者与市长身份的先生，其敬业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汉年同志投身革命事业之始便崭露头角，历任诸多关键领导岗位，为革命事业积累了众多辉煌战功。然而，他对身边的同事与勤杂人员始终保持着谦逊的态度，宽宏大量，和蔼可亲，未曾见其对人疾言厉色、态度傲慢。因此，他赢得了众人的尊敬与爱戴。他针对我们的警卫体系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言辞间带着一丝苦涩的微笑。“晚饭过后，我打算去公园漫步，但不知为何，总是觉得跟随警卫员同行既引人瞩目，又似乎与大众拉开了距离。”
汉年同志始终高度重视干部的培育，尤其关注青年干部的成长。他对身旁的青年干部要求极为严格，坚决杜绝任何形式的生活特殊化。然而，我们应当放手让他们在实践工作中磨砺与提升。在公安局的讲话中，他细致入微地提醒大家，要注重仪容仪表，确保其整洁有序，以符合文明城市的标准。他对干部的不足与失误，始终保持着严格的批评态度，然而，他始终秉持着善意，以团结的初衷为出发点，多数情况下，他选择以启发和疏导的方式进行指导，确保不损害同志们的自尊。效果佳，深受干部喜爱。
党中央对汉年同志进行平反昭雪，对其历史功绩给予了高度认可，并赋予了他应有的公正评价与荣誉。阅读至此，不禁感慨万千，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二十余年的沉冤终得昭雪，那长久以来压在我们心头的巨石，终于得以落地。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其崇高的形象再次屹立于人民视野，必将永载中华民族的英雄史册，永驻人民心中。
作者简介
王征明，1923年四月，江苏徐州的这片土地上诞生了我国的一位杰出青年。1938年1月，年仅十四岁的他毅然投身革命，加入了八路军的学兵队。到了1943年，他已崭露头角，担任新四军军部参谋处侦察科的副科长，肩负起保卫军部情报业务的重任。
1949年五月，我率先进入上海，与国民党警察局代理局长陆大公进行了会面，并指示他为我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做好各项准备工作。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上海市公安局社会处办公室主任、政保处副处长、处长，同时兼任上海市委保卫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53年，我被调至公安部二局工作。
1954年4月5日，王征明，一位昔日的扬帆助手，遭到了秘密的拘捕。他被控以潘、扬之命，通过“以特反特”的手段，对特务和反革命分子进行庇护。他曾两次身陷囹圄，在狱中度过了超过13个春秋。在悲愤交加中，他在狱中两次遭遇精神分裂的折磨。
在潘汉年、扬帆冤案得到昭雪之后，1983年，公安部对王征明案件进行了最终的复查，并形成了结论。王征明重返上海后，担任了市委打击经济领域严重犯罪办公室副主任一职。随后，于1985年他被调至市公安局，成为咨询委员会的委员。到了年底，他荣休，并以正局级的身份结束了职业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