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鲁迅唯一的知己
1932年，瞿秋白踏足上海，与长久以来神交的鲁迅重逢。两人相见，均被对方的文采所折服。在共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开展文化战线的反“围剿”斗争、宣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世界先进文化等方面，他们相互扶持，紧密协作，由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神交已久
瞿秋白，原名双，后更名瞿爽、瞿霜，字秋白，1899年诞生于江苏常州。他是一位杰出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亦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
1931年1月，瞿秋白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遭受王明为首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的打压，被迫退出中央领导行列。会议结束后，他因肺病在上海滞留，直至1934年1月方才启程。彼时，他已“淡出政治舞台”，却转向自己热爱的阅读与写作。对他而言，更有甚者，他得以结识鲁迅，并与他结成志同道合的友人及战友。
瞿秋白与杨之华并肩，一同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宣传部共事。1931年5月，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遭遇敌手破坏，瞿秋白夫妇遂暂避于茅盾宅。一日，左联党团书记冯雪峰携带刚发行的左联机关杂志《前哨》第一期至茅盾家，首次与瞿秋白夫妇见面。瞿秋白览阅了鲁迅所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赞曰：“文笔出色，果然是鲁迅！”（引自冯雪峰《回忆鲁迅》）。瞿秋白亦透露，他计划在上海养病期间，着手创作与翻译苏联文学作品。不久，在冯雪峰的协助下，瞿秋白迁至南市区的紫霞路68号谢澹如寓所。谢澹如热爱文学，对革命亦抱同情，且社交关系单纯，对瞿秋白的安置，冯雪峰深感安心。冯雪峰时常将左联编印的刊物赠予瞿秋白阅读，并就左联及革命文学运动的工作与状况向他汇报。二人在交谈中，鲁迅的名字常常被提及；而冯雪峰向鲁迅汇报左联工作时，亦时常提及瞿秋白。正是由于冯雪峰的纽带作用，鲁迅与瞿秋白之间的友谊得以建立。
“我们要紧紧抓住他，让他从原文中翻译更多此类作品！以他的俄文与中文功底，这无疑是最佳人选。”（详见冯雪峰《回忆鲁迅》一文）共同的兴趣使他们两位素未谋面之人走到了一起。自那时起，在冯雪峰的协助下，两人开始了“未见面的亲密合作”。
“插图虽无，尚无大碍，但若缺少一篇优秀的序文，实感遗憾。幸而，史铁儿特地为这部译本翻译了涅拉陀夫的序文，全文近二万字，实为一篇极具价值的文字。”
◆瞿秋白
1931年十月，瞿秋白应鲁迅之邀，着手翻译俄国作家卢那察尔斯基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其作品在左翼联盟的机关刊物《北斗》上连载。起初，鲁迅已从日文版中译出第一幕，并以隋洛文的笔名在《北斗》上发表，然而在获得俄文原著后，鲁迅认为由瞿秋白直接翻译原文更为适宜，瞿秋白亦欣然接受，并迅速投入工作。不久，《北斗》遭到当局查禁，鲁迅遂将瞿秋白的译作转交给上海联华书局出版单行本。鲁迅本人亦补充翻译了《作者传略》，并撰写了《后记》。在《后记》中，鲁迅对这篇译文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其“注释详尽，堪称一部极具信赖度的版本。”他还表示，在阅读译本之后，“我的喜悦之情，实难用言语表达。”
“看到你关于翻译的来信，我感到无比高兴。”确实，对于《毁灭》，他正如你在信中所言，爱得如同亲生之子。在鲁迅现存的一千七百多封信件中，仅此一封以“同志”称呼对方。两颗心逐渐贴近，彼此都迫切期待着早日相见。
初次相见
1932年盛夏的一个午后，瞿秋白在冯雪峰的陪伴下，踏入了鲁迅的寓所。两人的首次相见，宛如久别重逢的挚友，那份亲切与自然，毫无拘束，脸上不见一丝拘谨与尴尬。他们畅谈无际，话题从政治到文艺，从理论深入到实践，从古希腊文化谈到苏联的风土人情，甚至连日常生活的点滴琐事，都谈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
转眼间，午时已至，鲁迅特地备下了美酒佳肴，两人边品酒边谈心，似乎有无穷的话要说，直至夜幕低垂，方才不舍道别。许广平在女师大求学时期，曾聆听过从苏联归来的瞿秋白的演讲，而今所见之瞿秋白，相较往昔，更显老练与成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往日里他是一位朝气蓬勃的青年宣传者和鼓动家，而我在1932年再次见到他时，只见他剃去了满头长发，圆脸庞上洋溢着沉着与稳重，透露出深思熟虑、技艺精湛的战士风范，我几乎认不出这位百炼成钢的勇士了。”（许广平《瞿秋白与鲁迅》）
“午前，携广平与海婴拜访何氏夫妇，于其寓所共进午餐。”这里的何氏夫妇，便是暗指瞿秋白夫妇，由瞿秋白的笔名何凝演变而来。为了瞿秋白的安全，鲁迅在其书信与日记中，从未直接提及他的真名，而是以笔名、别名或单姓称呼，诸如何凝、维宁、宁华、它兄、疑冰、宜宾、萧参、陈节、何苦、史铁儿等，让人误以为他们是不同的人。
四次避难
瞿秋白夫妇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军事“围剿”，国统区内也为腥风血雨所弥漫，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随时都有被迫害的危险，尽管瞿秋白已离开了中共中央权力核心，但国民党政府仍把他作为“共党要犯”重点搜捕。在这种严峻的环境下，鲁迅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将自己的家作为瞿秋白夫妇最可信赖的庇护所。1932年11月下旬至1933年9月，鲁迅曾四次接纳瞿秋白夫妇，让他们在自己家安然地避过了危险。
首次避难发生在1932年11月的尾声。瞿秋白夫妇接到了警报，透露有一名叛徒正在追踪杨之华。瞿秋白随即不得不紧急转移至鲁迅的住所，而杨之华在摆脱了追踪者之后方才抵达。当时，鲁迅因母亲病重而前往北京探望，不在上海。许广平便慷慨地将鲁迅的写作室与卧室，以及他与许广平的双人床腾出，供瞿秋白夫妇使用。数日之后，鲁迅返回上海，对许广平的这一安排表示了由衷的满意。两个家庭相处融洽，关系尤为亲密，鲁迅与瞿秋白朝夕相伴，仿佛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在12月7日，瞿秋白将早年所撰的一首七绝重新抄录，并赠予了鲁迅。其诗云：“雪意凄凄，心中惘然，江南旧梦如烟散。天寒酒市长安购，独折梅花伴醉眠。”诗侧附有文字说明，提及此诗乃青年时期之作，颇似“忏悔的贵族”心境，那种“颓唐气息”，如今回想，恍若隔世。此诗创作于1917年，彼时，瞿秋白的母亲因债务缠身而自尽，家境衰败，前途黯淡。在失落与迷茫之中，他创作了这首诗，流露出浓厚的“颓唐气息”。十五年后，尽管时代发生了巨变，但遭受排挤与打击，他承受着屈辱与重负，心境与十五年前颇为相似。他将此诗赠予鲁迅，实则是向这位忘年之交敞开心扉，体现了对鲁迅的无比信任。
◆鲁迅
鲁迅将瞿秋白视为莫逆之交，于1933年春，将清人何瓦琴的名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精心书写成一副对联赠予他。瞿秋白对这幅对联珍爱有加，始终悬挂于新居的墙壁之上，这不仅彰显了他们之间坦诚相待、共度风雨的深厚革命情谊，更见证了他们患难与共的珍贵友谊。
年终之际，局势稍有缓解，瞿秋白与夫人便告别鲁迅的居所，重返革命战场。在他们离别的日子，时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的陈云受党组织委派，至鲁迅寓所迎接瞿秋白夫妇前往紫霞路。鉴于对战友安危的深切挂念，鲁迅特地吩咐夫人唤来三辆黄包车。在即将分别之际，他反复叮嘱瞿秋白：“抵达安全后，务必让人告知一声，以免我忧虑。”鲁迅夫妇默默注视着战友渐行渐远的背影，直至夜幕降临。
1933年2月的初旬，我们再次面临了避难。根据组织的可靠情报，当晚国民党特务计划对位于紫霞路的中共一处机关进行破坏，经深入分析，该机关很可能正是瞿秋白夫妇的居所。鉴于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部长黄玠然的紧急指示，他急忙赶往瞿秋白的住所，催促他们即刻撤离。在紧迫的情况下，瞿秋白选择了重返鲁迅的居所寻求庇护。
在这段避难时光中，恰逢英国著名左翼作家萧伯纳莅临上海。2月17日，萧伯纳在上海与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员进行了会面。鲁迅在傍晚时分返回家中，便与同住一处的瞿秋白分享了会见的细节。两人均感惋惜：萧伯纳访华期间，拒绝了他人的见面请求，与之交谈者寥寥无几，仅限于这几位。他们深感国内媒体对萧伯纳的报道滞后，且其离去之速，恐怕不久后，这位杰出的讽刺大师在中国的足迹将在报刊上淡去。鉴于此，他们认为有必要收集当天报刊上对萧伯纳的赞扬与批评、热情与冷漠，将这些不同态度的文章汇编成册，以纪念中国文坛的这一盛事。他们一拍即合，迅速投入到这项工作中。首先，许广平前往报摊搜集了当天的相关文章，带回后，鲁迅与瞿秋白便开始共同商讨，确定所需素材。接着，许广平和杨之华将文章剪裁整理，随后由鲁迅和瞿秋白负责编辑。最终，鲁迅撰写了序言，瞿秋白执笔卷头语，署名“乐雯”，并将书名定为《萧伯纳在上海》。书稿完成后，即在该月内交付上海野草书屋出版。其工作之迅速，配合之默契，令人赞叹不已。
在这段避难时光里，瞿秋白与鲁迅促膝长谈之际，信手拈来十个“Q”字母，绘成一幅“阿Q手执钢鞭”的漫画。画中，阿Q挥舞着钢鞭，神态自得，一旁还附上了阿Q常自鸣得意的歌词：“我手执钢鞭将你打！”此幅漫画构思巧妙，笔触简约而传神，趣味盎然。瞿秋白对鲁迅的作品颇有心得，加之自幼便擅长绘画，这幅漫画或许正是他深厚功力的自然展现。
“午后访维宁，以盆栽堇花一盆赠其夫人。”以花为礼，祝贺他们的乔迁之喜。居于日本人的房屋之中，相较于身处中国人聚集之地，无疑更为宁静，亦能避免不必要的询问，降低暴露风险。
不久，鲁迅迁居至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与瞿秋白的住所仅相隔不足十条街的短短距离，一家位于路南，另一家则坐落在路北。这便捷的地理位置使得两位文人的交往愈发频繁。鲁迅几乎每日都会前往东照里探望瞿秋白，而每当瞿秋白见到鲁迅，他那原本寡言的性格便会瞬间转变，与鲁迅热烈地探讨政治、时局、历史以及文艺等众多话题。偶尔，瞿秋白亦会造访鲁迅的住所，畅谈一番。
“午后，收到良友图书公司版税二百四十元，分给文尹、靖华各三十元。以《选集》编辑费二百元付疑冰。”这里的靖华指的是曹靖华，而文尹和疑冰则是杨之华和瞿秋白的笔名。良友公司送来的版税是鲁迅编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竖琴》的收益，其中拉普列涅夫的《星花》一文由曹靖华翻译，因此版税应分给他。而文尹的译文并未收录在此书中。若版税是用于《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这两篇作品的，那么这笔费用已在1932年11月4日支付过了。由于7月10日瞿秋白夫妇匆忙逃至鲁迅家避难，鲁迅便以支付版税的名义提供了援助。《选集》即《鲁迅杂感选集》。那天并未收到出版者送来的本书版税，鲁迅支付的编辑费，也是对瞿秋白夫妇经济困境的一种援助。
鉴于工作需求，中央做出决定，继续指派黄玠然负责护送瞿秋白夫妇前往上海，并在临时中央局机关内部交通主任高文华的住所暂住。
1933年8月底，瞿秋白在友人高文华处避难逾月。然而，险情突生，高文华住所面临威胁，瞿秋白夫妇在深夜紧急转移，选择了鲁迅寓所作为新的避难所。当夜已至凌晨两点，风雨交加，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死寂。瞿秋白与妻子杨之华乘坐黄包车，历经波折，终于抵达鲁迅家门口。由于车夫速度不一，两人分别被送至前后门。瞿秋白率先抵达，情急之下不顾一切地猛敲前门。鲁迅与许广平被这突如其来的急促敲门声惊醒，以为发生了紧急情况。门开后，只见瞿秋白怀抱小包匆忙而入。他刚进门，后门又响起急促的敲门声，同样响亮而急切。众人疑虑，以为特务追踪而至。然而，后门打开后，却是杨之华带着一名十多岁的小姑娘一同涌入，小姑娘是高文华的女儿，因担心途中被盘问而临时带上。原来是一场虚惊，却引得邻里纷纷探望。大约在9月，瞿秋白夫妇搬至英租界新闸路白俄公寓居住。
足以传世
1933年岁末，中共临时中央从江西苏区发来急电，催促瞿秋白即刻启程，赴六届五中全会参会。翌年1月4日，瞿秋白专程拜访鲁迅，以叙离情。鲁迅为表深情，特地让出床榻，供瞿秋白安歇，而自己则与许广平共卧地板，“觉得如此方能略尽绵薄之谊”。瞿秋白亦将自撰的《乱弹》文稿及文字改革方案的手稿交付鲁迅保管。然而，这番深夜长谈，竟成永别之缘。
在踏上前往瑞金的坎坷征途时，瞿秋白时刻心系鲁迅。查阅鲁迅的1月9日日记，我们发现“夜得宜宾信”，这封信或许正是瞿秋白留给鲁迅的告别之书。转至1月28日，鲁迅收到“宜宾信”，或许这是瞿秋白抵达苏区后发出的平安讯息。“宜宾”便是瞿秋白的代号。自此，鲁迅的日记中便再无与瞿秋白通讯的记录。
鲁迅深切地忧虑着瞿秋白的安危与身体状况。他对留在上海的杨之华感叹：“秋白这般的体魄，岂能长久蛰居于此？若他能留于上海，必将对国家的文化事业作出巨大贡献。如此人才，实属罕见，他是个少言多行的青年。”鲁迅更是将瞿秋白曾在他家避难时所居之室和陈设原封不动地复原，时常忍不住亲自感受一番，仿佛与秋白重逢，借此抚慰他那颗忧虑之心。
鲁迅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红军长征的报道，心中不禁又挂念起瞿秋白的健康状况。于是，他给曹靖华写信表达关切：“杨之华安好，然而瞿秋白兄却奔波于路途，不知其身体状况如何。”在这封信中，“杨之华”即“它嫂”的指代，而“瞿秋白兄”则是他以笔名“它兄”的称呼。
实则，瞿秋白并未获准参与长征，他被迫滞留江西，以羸弱的身躯与疯狂的国民党军队周旋。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不幸被捕，在真实身份尚未揭露之际，他化名为“林其祥”，迅速致信鲁迅、周建人等人，恳请他们寻找可靠的担保，以期获得保释。阅罢此信，鲁迅倍感忧虑，遂迅速拨付杨之华五十元银两，命其转交狱中的瞿秋白。同时，他与周建人携手，四处筹措资金，计划购置一商铺作为抵押，进而与监狱管理层进行交涉，力求将瞿秋白从囹圄中解救。
鲁迅居所北川公寓。
寻觅可靠的铺保实属不易，历经多方努力，终成功获得一家店铺的担保。杨之华随即迅速将为瞿秋白量身定做的两条裤装，以及鲁迅慷慨赠送的五十元银钱，连同担保信，一并通过邮局寄出。然而，令人震惊的是，次日报纸上便刊登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这昭示着敌人的确已掌握了瞿秋白的真实身份，其生命面临极大的危险。鲁迅闻讯后焦虑万分，曾与陈望道商讨，计划发起一场公开的营救运动，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付诸实践。目前，他只能借助蔡元培的力量，在国民党高层展开营救工作。
得知瞿秋白的真实身份不幸暴露，鲁迅的心情变得异常沉重。这位深谙敌斗争之道的他，已预感到无法挽救瞿秋白于危难之中。失望与痛惜之情，在他的多封书信中流露无遗。5月14日，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沉痛地表达：“听闻兄长重病，消息确凿，恐怕难以治愈。”5月17日，在给胡风的信中，他写道：“那消息确凿无疑，实在是令人痛惜。”5月22日，他在给曹靖华的信中提及：“此事确凿无疑，上月我曾得到确切消息，然而无能为力。这无疑是对文化界的巨大损失。许君已南下，或许可面谈详情。”
“我兄之事，已然画上句点，此刻又有何言可述？”
鲁迅对瞿秋白的俄文翻译技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瞿秋白不幸遇害之际，他在给萧军的信中表达了深沉的哀悼之情：“我们中国人往往先在自己人中把好人消灭殆尽，秋白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笔名众多，‘萧参’只是其中之一。他曾翻译过《高尔基短篇小说集》，由生活书店出版，然而后来却被禁。此外，还有其他作品，虽然笔名各异。他还将革拉特珂夫的《新土地》翻译成中文，但稿件不幸在商务印书馆被焚毁，实为可惜。中文与俄文都堪称一绝，像他这样的翻译家，我看来，在我国现今实属难得。”
瞿秋白，身陷囹圄之际，挥毫泼墨，写下了《多余的话》。其中，他提到了几部想“再一睹风采”的文艺佳作，其中便包括了鲁迅的《阿Q正传》。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罗汉岭下，以英勇的姿态，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用中文高唱《红军歌》，慷慨就义。消息传至，鲁迅悲痛欲绝，长期沉浸于无尽的哀伤之中，以至于无法再提起笔来书写文字。（见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曾写信给曹靖华表达心情：“中国之事，早在意料之中，那些热衷于革命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囚，早已为他们自己埋下了伏笔，这与宋末明初的情形颇为相似。然而，我认为哭泣无济于事，唯有继续发挥自己的一份力量，不必一时激愤，事后亦无需悠然自得。”
